五、严厉取缔魔法和暴虐的恶行(364—375 A.D.)

上述行动都是专制和反叛的必然后果。但是在两兄弟统治下，罗马和安条克对运用魔法的罪行，展开如火如荼的调查和雷厉风行的惩罚(373 A.D.)，这被认为是对天国的不满和人世堕落的征兆。[220]在当前这个时代，最让我们直言不讳感到骄傲的事，莫过于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已经废止这种残酷和可憎的偏见。[221]过去这些偏见曾在整个世界肆虐，还涉及所有宗教观念的各个体系。[222]罗马世界的民族和教派，全都相信而且痛恨“阴间的法术”[223]，认为它可以控制自然的运行和人类的心灵。他们畏惧符咒的经文、奇妙的草药和邪恶的仪式所具有的神秘力量，认为魔法能够取人性命，也能起死回生，激发心灵的热烈情绪，破坏人类创造的成果，迫使恶魔吐露未来的秘密。他们怀着矛盾的心情，相信那些满脸皱纹的女巫和到处巡行的术士，虽然在贫贱和不齿中度过卑微的一生，却因害人利己的极度可厌动机，在空中、地面和阴世的超自然疆域发生很大的作用。[224]社会的舆论和罗马的法律同样在指责魔法奇术，但是由于他们满足了人心最迫切的激情，所以导致愈禁愈烈。有一种基于想象的原因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带来了很大的灾难，那就是有人在暗中预测皇帝的死亡以及阴谋的成功。要是考虑产生的效用，就会鼓动野心分子的希望，解除他们忠诚誓言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魔法涉及了大逆不道和亵渎神圣的罪行，被认为是十恶不赦。[225]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恐惧会扰乱社会的安宁和个人的幸福，就像本不会伤人的火焰，却可以通过温度逐渐熔化蜡制的人像。被恶意锁定的目标受到惊吓，胡思乱想，“火焰”就可以获得无与伦比为害甚烈的力量。草药泡制的饮料，被认为可以汲取超自然的力量，当作毒药使用极为方便；魔法有时会被愚蠢的人类利用，为最凶残的罪恶提供工具，或者拿它来作为掩饰险恶用心的面具。

在瓦伦斯和瓦伦提尼安的大臣暗中推动下，立刻使得告发者大肆活动。在上者表明不会拒绝罗织的控诉，何况这种罪行几乎是无所不在。虽然定罪的条文就量刑的标准而言并不严重，但在虔诚却过度严苛的君士坦丁最近的判决中，仍然将死刑作为唯一的惩罚。这种死罪是把叛逆、魔法、下毒和通奸全部毫无条理地混杂一起，对于有罪还是无辜、赦免还是加重的认定完全没有原则，要看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是基于个人愤怒还是谬误的情绪来做出最后的裁决。大臣很容易发现，宫廷根据各个法庭提供的判处死刑的人数，来评估他们办案的勤奋和能力。他们并不是不愿做出无罪开释的判决，但是他们更热衷于炮制伪证以及通过严刑拷打得到证据，用莫须有的指控套在最受尊敬的人员身上。随着调查的展开，不断为刑事起诉找出新的课题，即使无耻大胆的告发者提出的谎言被查明，也只是无罪加以饬回。但是可怜的受害人在指出真正或虚假的同谋以后，很少能得到与这一骂名相对应的回报，也就是说自己送命还不够，必须株连更多的人员。从意大利到亚细亚遥远的边疆，不论是青年还是老人，都被锁在铁链上拖进罗马和安条克的法庭，元老院议员、贵妇人和哲学家惨死在耻辱而暴虐的酷刑之下。有些被指派看管监牢的士兵，带着怜悯而气愤的怨言提到，如果这么一大群囚犯要想逃走或激起抗拒，他们的人数完全不足以应付。最富有的家庭因罚款和籍没而破产，最清白无辜的市民也为自己的安全而战栗。我们可以从一位古代作家的非常肯定的断言中形成一种概念：在很多令人憎恶的行省里，囚徒、流人和逃犯在居民中占最大部分。[226]

塔西佗叙述无辜和卓越的罗马人被处死，牺牲在最早的那些恺撒的残酷暴政之下。历史学家的手法和受害人员的功绩，在我们的心头激起印象鲜明的情绪，为之感到恐惧、钦佩和怜悯。阿米阿努斯用庸俗而毫无特色的笔调，描绘双手沾满鲜血的人物，极为详尽而冗长，使人读之生厌。我们不再着重描述自由和奴役、伟大和悲惨的对比，只想提及在这两兄弟统治时，他们是如何用令人感到耻辱的手段，在罗马和安条克掀起一场恐怖的处决风潮(364—375 A.D.)。至于这两个皇帝的性格，瓦伦斯是怯懦胆小[227]，而瓦伦提尼安则是暴躁易怒。瓦伦斯在位的统治原则就是处心积虑关切个人的安全，当他还是臣民时，就带着惊惧的敬畏之心，亲吻在上位者的手；一旦身登大宝，就期望人民像他过去那样，对皇帝充满惧意，为了忍辱保生永远降服。瓦伦斯的宠臣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和籍没的特权来弄钱发财，但是他本人非常节俭，没有贪婪的意念。[228]这些人鼓起如簧之舌向他进言：其一，任何叛逆案，涉嫌就是证据；其二，权力的最大问题是会引人窥视；其三，图谋未遂的罪行并不轻于已遂的行动；其四，任何臣民威胁到君王的安全，干扰君王的起居，生命就失去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