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东、西两个帝国的事务和教皇选举的权责(800—1060 A.D.)

查理曼的皇室尊严以不同的方式向着东方宣告，他并没有把希腊皇帝看成父执辈加以尊敬，而是采用兄弟这种平等而又亲密的称呼。查理曼或许想成为艾琳的丈夫，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在谈话中表达出和平与友谊，并且可能隐藏着一桩与那位公主的联姻协定，野心勃勃的她已经抛弃了作为母亲的神圣责任。两个帝国相距遥远而又无法融洽相处，这样的联合到底真实状况如何，能够延续多少时间，可能发生何种后果，都无法加以臆测。拉丁人始终保持着沉默倒是让我们感到可疑，也许是艾琳的敌人杜撰出这类的传闻，用来指控她犯下叛逆的罪行，要将教会和国家出卖给西部的外国人士。[84]法兰西的使臣是尼西弗鲁斯阴谋事件的旁观者，几乎成为举国同仇敌忾的受害人。

古代罗马的叛国背逆和亵渎神圣激起君士坦丁堡的怒火，有句朗朗上口的谚语“法兰克人是好朋友和坏邻居”。然而这种做法很危险，会刺激邻人采取报复的行动，进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用索菲亚大教堂来举行皇家加冕大典。经过一段迂回而又漫长的辛苦行程之后，尼西弗鲁斯的使臣到达位于萨拉河岸的营地。查理曼在一个弗朗科尼亚的村庄，摆出盛大的排场来打击拜占庭皇宫的虚荣，至少也要给他一个下马威。[85]希腊人被连续引进四个接见的大厅：在第一个大厅有位衣着华丽的贵人高坐在上，他们正要俯下身体行跪拜礼时，他告诉他们说他仅是皇帝的奴仆，是皇家马厩的管理人。类似的误会和答话在几个房间里重复进行，陆续出现内廷伯爵、皇宫管事和寝宫总管。使臣越来越无奈，越来越焦急，一直到觐见厅的门打开，他们看到真正的国君坐在宝座上面，到处摆满来自外国的奢侈品，平日他对这些东西极为藐视。四周围绕着获得胜利的军事首长，这些人受到他的宠爱和尊敬。

两个帝国签订和平与联盟的条约，划定东部和西部的国境，以目前主权所及的地区为准。不过希腊人很快忘记了这种令人羞辱的平等，或是仅仅记得要去恨那些勒索过他们的蛮族。基于短暂的联合所感受到的美德和权力，他们用极为推崇的礼节向神圣的查理曼致敬，用罗马皇帝的称号向他欢呼。等他那虔诚的儿子继位后就失去了这种待遇，拜占庭的书信是如此称呼：“致国王或自称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皇帝”。等到权力和美德都已经绝灭以后，他们剥夺刘易斯二世世袭的头衔，使用蛮族对国王的称呼，等于将他贬低到拉丁的诸侯这个阶层。从刘易斯二世的答复中[86]就可以看出他的懦弱，他只能用渊博的学识从神圣和世俗的历史中提出证明，“国王”这个称号和希腊的“皇帝”是同义词。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头衔被赋予专属而至高的意义，他的权力来自祖先和教皇，可以合理地分享罗马皇帝的荣誉。奥托统治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争论，他们的使臣生动地描述了拜占庭宫廷的傲慢无礼。[87]希腊人乐于藐视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的贫穷无知，在他们最后面临衰亡之际，拒绝让日耳曼国王滥用罗马皇帝的头衔。

身为皇帝在教皇的选举中，继续运用他们得之于哥特和希腊君王的权力，罗马教会的世俗产业和宗教审判更增加了这种特权的重要性。在基督教的贵族政体中，教士的主要成员仍然组成了一个元老院，协助主教进行管理工作，或是填补主教的空缺。罗马划分为28个牧区，每个牧区有一位红衣教士或长老负责治理，无论这个头衔的来源是多么普通和谦恭，他们还是渴望与登基的国王一争高下。他们的数量通过7位最重要医院的辅祭，7位拉特兰宫的内廷审判长，还有教堂的显要人物的联合而得到增长。教会的元老院接受罗马行省7位红衣主教的指导，他们每周都要到拉特兰宫去处理事务，留在城郊的奥斯蒂亚、波尔图、维利特里、塔斯库卢姆、普拉内斯特、蒂伯尔和萨宾等教区的时间较少。同时他们要分享教廷的荣誉和权威，教皇一旦逝世，这些主教就推荐一位继承人给红衣主教团去投票选举[88]，产生的结果经由罗马民众的欢呼或叫嚣来批准或拒绝。

然而这样的选举过程仍旧会出现问题，因为要等到教会的拥护者皇帝亲自表示认可和同意，否则教皇不可能合法任职。皇家委员会立即审核选举程序的形式和权限，不可或缺的事项是要先详细审查候选人的资格，然后他才能接受他们的宣誓效忠，同意用捐赠不断充实圣彼得的产业。在经常发生教派分裂的状况下，敌对一方的权利要求会屈从于皇帝的裁决，他在主教的宗教会议中，审讯、宣判和惩处一个犯罪教皇的罪行。奥托一世将一项协定强加于元老院和人民，保证他们提出的候选人能为国君所接受。[89]他的继承人期待或阻挠他们的选择，他们将罗马的圣职赐给他们的秘书和教师，有点像在科隆或班贝格主教辖区的做法，不论一位法兰克人或撒克逊人建立了多大的功绩，他的名字本身就可以证实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这些特权行为大部分被全民选举的缺陷免除。如果竞争者受到红衣主教的排斥，可以求助于群众的热情或贪婪，梵蒂冈和拉特兰都沾染着受害者的鲜血。那些最有权势的元老院议员，像是托斯卡纳的侯爵和塔斯库卢姆的伯爵，使教廷受到长期而可耻的奴役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