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宗教分裂 君士坦丁堡的情况 保加利亚人作乱 艾萨克·安吉卢斯被弟弟阿历克塞推翻 第四次十字军的起源 艾萨克之子与法兰西和威尼斯联盟 两国的海军远征君士坦丁堡

查理曼大帝重新建立的西部帝国，很快被希腊和拉丁的教会瓜分。信仰和民族的仇恨，仍旧使基督教世界两个最大的宗教组织，保持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希腊的分裂主义离间最有用的盟友，触怒最危险的仇敌，使东罗马帝国坠入衰亡的深渊。

一、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民族仇恨和宗教分裂(857—1200A.D.)

在当前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希腊人对拉丁人的憎恶常常是极为明显和司空见惯之事，最早的起源是痛恨受到罗马人的奴役，到了君士坦丁时代以后，出于平等或支配的关系而感到骄傲，摆出不可一世的姿态。后来反叛的臣民宁愿与法兰克人结盟，双方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局面。希腊人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尘世和宗教知识的优越性而自豪：是他们首先接受了基督教之光；是他们宣布了7次大公会议的信条；唯独他们拥有经义和哲学的语言，那些沉沦在西部黑暗之中的蛮族，对深奥而秘密的神学问题的辩论，根本没有资格发表意见。那些蛮族反过来又藐视东部的人士，说他们是异端邪说的始作俑者，[157]只有挖空心思的争辩和永不休止的浮躁，庆幸自己能保持使徒教会的传统，满足于简朴纯洁的教义。

7世纪的西班牙宗教会议和以后的法兰西宗教会议，对有关“三位一体”的第三神格[158]加以改进，或是毁弃尼西亚信经。在东部进行的长期争论中，对于基督的属性和世系都非常审慎地加以界定，众所周知的圣父和圣子关系，似乎在人的心灵中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印象。生育的概念很难与圣灵相提并论，而且就正统基督徒的认定，圣灵并不是神所赐予的礼物或象征，而是一种物质、一个人、一个神。圣灵不是自父而生，而是按照正统的方式“已经发生”，这种存在难道仅来自圣父，或是来自圣子？还是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希腊人坚持第一种观念，拉丁人认定后面这种看法。尼西亚信经在圣父和圣子之间加上“暨”这个连接词，引起东方教会和高卢教会激烈的争执。在这场争论刚发生时，罗马教皇装出保持中立的温和态度，[159]对于山外高卢教友的这种创见，虽然加以谴责，但对他们的这种情绪却加以认可，很想给节外生枝和毫无必要的探索蒙上一层寂静和宽恕的面纱，让人无法一窥真面目。从查理曼大帝和利奥三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教皇俨然以心胸开阔的政治家自居，伟大的君王反而自贬身价，像是个性浮躁和满怀偏见的教士。罗马的正统教会迎合现实政策所引发的冲动，利奥想要擦掉的“暨”已被列入信条，在梵蒂冈的礼拜仪式中吟唱。尼西亚和阿塔纳修斯的信条被奉为正统信仰，如果没有这些教义，无人可以获得救赎。现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要忍受和回敬希腊人的诅咒，希腊人否认圣灵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诸如此类有关信仰的项目很难被列入协商的议程，但是那些遥远和独立的教会对于纪律的要求有不同的规定，甚至就是神职人员从理性方面考量，也认为这种细微的差异无可避免，不会造成伤害。

罗马的计谋或迷信规定，教士和辅祭要严格遵守独身的职责，对希腊人而言守贞只限于主教，这样的牺牲可以用崇高的地位作为补偿，或是年事已高易于克制。教区的教士可以成为父亲，能够与进入圣秩以前所娶的妻子共享家室之乐。11世纪“无酵饼”的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辩，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领圣体仪式本质上的差异，在于使用“发酵”还是“无酵”的面包。在这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中，我对于拉丁人长期处于守势，是否应该提一提对于他们的严厉指责？他们忘记了使徒要遵守的教义，不得食用动物的血和绞死而未放血的动物，每个星期六还要禁食，这都是犹太人规定的律法。在大斋期的第一周，他们允许食用奶类和奶酪，[160]那些意志不坚或体格虚弱的僧侣还可以尽情吃肉，要是没有植物油就用动物脂肪来代替。在洗礼中涂圣油只限于主教团，主教就像来到教堂的新郎，手里戴着戒指。他们的教士全都修面刮光胡须，把人浸在水里就算完成洗礼。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被这些罪行激起愤怒的狂热情绪，拉丁教会的神学家以同样的狂热肯定这些神圣的行为。

固执己见和民族恩怨，对于任何争论的问题都会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希腊人走向分裂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居领导地位的高级教士强烈的好胜心理：要维持古老都会教区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居于所有的教区之上；要使统治的首都在基督教世界掌握独一无二的权势，不得屈居于任何城市之下。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叶，一位野心勃勃的俗家人士佛提乌，[161]原来是卫队队长和御前大臣，靠着功劳和宠爱擢升到君士坦丁堡教长这个极其难得的职位。他的学问渊博，甚至教会方面的知识也胜于一般的教士，高超的品德从未受到任何谴责，但是他的任职过于仓促，晋升也不合常规。那位受到排挤的前任伊格纳提乌斯，仍旧受到公众热情的拥护和追随者顽固的支持。他们因而向尼古拉一世的法庭提出上诉，这位生性傲慢而又充满野心的罗马教皇，正巧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东部的对手进行审判和定罪。后来因保加利亚国王和民族的教会管辖权而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更加激烈(857—886 A.D.)。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对这两位最高职位的教士不会产生任何作用，除非他们能够计算出来，在自己管辖的教区之内有多少臣民改变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