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西部海上增援的胜利和穆罕默德的应对策略(1453 A.D.)

基督教的君王虽然个性慷慨，但采取的行动不仅冷淡而且迟缓。君士坦丁最早考虑城市会被围攻时，就与爱琴海各岛屿、摩里亚和西西里，谈判最为重要的补给品供应问题。要不是一直刮着凛冽的北风[231]，5艘[232]满载商品和战争装备的大型船只，早在4月初就从开俄斯岛的港口开过来了。一艘船挂着帝国的旗帜，其余4艘属于热那亚所有，装满小麦、大麦、酒类、食油和蔬菜，更为重要的是前来首都作战的士兵和水手。经过耗时长久的耽搁之后，开始是微风拂面，到了次日变成强劲的南风，将这些船只吹过赫勒斯滂海峡和普罗蓬提斯海。城市无论是从海上还是陆地都被包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处，土耳其的舰队在两岸之间拉开排成新月形阵式，用来拦截或阻挡这支大胆的援军。读者要是能在脑海中浮现出君士坦丁堡的地形图，就会感受到激动的心情，赞誉极其壮观的伟大场面。5艘基督徒的大船，在一片欢呼声中帆桨并用，对着敌人有300艘船只的舰队，全速直接冲撞过去。无论是防壁上面还是营地里面以及欧亚两洲的海岸边上，全都挤满无数的观众，焦急等待这重大救援行动的最后结局。任何人一开始看到这种状况根本不会产生怀疑，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穆斯林占有优势，只要海面风平浪静，他们凭着数量和勇气就一定稳操胜券。但是他们的水师在仓促之间建立，存有很多的缺陷，主要出于苏丹的意愿而非人民的智慧。土耳其人处于成功的巅峰，一直认为真主将陆地交给他们，海洋留给不走正道的人，一连串的海战失利和迅速改变的局势，证明这种谦虚的表白非常吻合事实。他们舰队除了18艘战船具备作战能力以外，其余的组成部分都是没有风帆的小船，不仅粗制滥造而且配备不全，上面挤满部队也没有安装火炮。而且，高昂的士气取决于实力所带来的信心，面对新的作战环境即使最勇敢的新军也会胆战心惊。

5艘坚固而庞大的船只组成基督徒的分遣支队，船长和舵手的技术熟练，其余人员都是意大利和希腊的资深老手，他们的作战经验丰富，久经海上风浪的磨炼。船只的重量可以撞沉或冲散那些微不足道的障碍；他们的炮火横扫海面；他们将液体的火焰直接洒在企图靠近直接登船的敌人头上。对于这群本领高强的航海者而言，愈是猛烈的风浪愈为有利。在这场激战中，几乎快要落败的皇家船只获得热那亚人的救援，土耳其人在远距离的攻击和近接战斗中，两次都被击退而且损失惨重。穆罕默德二世骑着马到达岸边，用大声的喊叫和亲临战场来激励士气，他许诺给予奖赏，甚至用令人感到畏惧的惩罚，要部队再次发起攻击。无论是心灵的激情还是身体的姿势[233]，他看起来像是在仿效战斗人员的动作，仿佛他成为自然的主宰，明知不能发挥作用也会毫无所惧纵马冲进海中。他的高声谴责和营地里喧嚣的吼叫，逼得奥斯曼人发动第三次的攻击，比起前面两次更为凶狠和血腥。

尽管我并不相信但仍然要重述法兰扎的证言，他从对方口里听来的说法是：在这一天的大屠杀中，土耳其的损失是1.2万人。他们在混乱中逃到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基督徒的分遣支队却得意扬扬毫无损伤地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航行，在港口的铁链之内安全下锚。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吹嘘土耳其人已经屈服在他们的武力之下。那位水师提督身为土耳其的高级将领，从眼睛受伤的剧痛中获得一些好处，也就是可以把作战的失败归于这样的意外。巴尔萨·奥格利是保加利亚王室的叛徒，在军事方面建立的声誉，为令人厌恶的贪婪恶习所污染。在君主或人民的专制政体之下，战争的失利足以构成犯罪的证据，穆罕默德二世极为不满，剥夺他的阶级和一切职务。当着君王的面，这位水师提督被4名奴隶按倒在地，用金棍痛击了100杖；[234]原来已经判处死刑，他要感激苏丹的宽宏大量，最后处以籍没和流放的惩罚。这批补给品的到达使希腊人恢复希望，开始指责西方盟国的按兵不动；然而过去在安纳托利亚的沙漠和巴勒斯坦的山岩下面，数以百万的十字军人员毫无怨尤地牺牲性命。这座帝国的首都对敌人而言，形势险要有如金城汤池，却便于友军的进入和支援。滨海的城邦有合理和适当的军备，原本可以保住残留的罗马名声，能够在奥斯曼帝国的心腹地区维持一座基督徒的城堡。然而这些就是为解救君士坦丁堡进行的唯一一次软弱无力的努力：相隔遥远的国家根本不了解即将到来的危险；匈牙利也可以说是哈尼阿德斯的使臣，一直住在土耳其的营地里面，不仅让苏丹不必对他们存有戒心，还可以对他的作战行动提供意见。[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