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的行动及产生的后果(1355—1378 A.D.)

彼特拉克念兹在兹的愿望是恢复自由的共和国，但是当他的平民英雄受到放逐和过世以后，他就将眼光从护民官转移到罗马国王身上。查理四世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接受意大利和帝国的皇冠(公元1355年1月至5月)，这时里恩齐在卡皮托神庙流出的鲜血还未洗刷干净。他在途经米兰时同意桂冠诗人的拜访，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态度相互恭维一阵。他接受了一枚奥古斯都的奖章，板着脸承诺要以罗马帝国的创始人作为自己的榜样。误用古代的名字和原则成为彼特拉克得意和失望的根源，然而，他也不能忽略时代和性格的差异，早先那些恺撒和如今一位波希米亚国君之间的差距无法以道理计。这位国君受到教士的青睐，被推选为日耳曼贵族政体虚有其名的头目。查理四世非但没有善尽责任，恢复罗马的光荣和所属的行省，反而与教皇签订一个秘密协定，答应在他加冕那天撤离，这个可耻的退却行动受到爱国的吟游诗人在后面严词抨击。[396]

等到丧失自由和帝国以后，第三个愿望并不大，只是希望牧人与羊群和好如初，将罗马主教召回古老的教区。彼特拉克带着年轻人的热忱和老年人的权威，连续给5位教皇写信提出规劝，怀着火热的感情，用流畅的文字表达出口若悬河的辩才。身为佛罗伦萨市民的儿子，永远喜爱出生的乡土远胜过接受教育的地方。在他的眼里，意大利是世界的女王和花园，虽然这片国土上党派林立，但是就艺术、科学、财富和风雅而言，毫无疑问要居于法兰西之上。这种差异也很难支持他的说法，那就是将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家都称为蛮夷之地。阿维尼翁是神秘的巴比伦，是罪恶和堕落的渊薮，是他憎恨和藐视的对象，然而他却忘记了那些可耻的罪恶并非当地的产物，不论在何处都附生于教廷的权势和奢华。彼特拉克承认圣彼得的继承人是世界教会的主教，但这位使徒把永恒的宝座建立在台伯河畔，并非现在的罗讷河岸边。当基督教世界的每座城市都受到一位主教给予祈福时，只有这座孤独的都城被人遗忘。

自从神圣的教区迁移以后，拉特兰和梵蒂冈的神圣建筑连带那些祭坛和圣徒，都沦落到贫困和衰败的境地。罗马经常被描绘成一个人老珠黄的主妇，好似这个年迈多病终日哭泣的妻子，凭着一幅简陋的画像就能召回在外浪荡的丈夫。但是笼罩在罗马七山的乌云会被合法统治者的到来驱散，不朽的令名、罗马的繁荣和意大利的和平，都会成为敢抱着此一伟大决心的教皇应得的报酬。彼特拉克规劝的5位教皇之中，前面3位是若望二十二世[397]、本尼狄克十二世和克雷芒六世，他们受到胆识惊人的演说家不断的纠缠，为他的行为感到可笑。但是乌尔班五世[398]想要进行令人难忘的改革，最后在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手里完成。为了执行这个计划，确实遭到巨大和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兰西国王无愧于盖世才华的盛名，不愿教皇从安居一隅的从属关系中脱离，红衣主教大多数是他的臣民，全都依附着阿维尼翁的语言、习俗和地域，还有那些雄伟的府邸，最重要的，还依附着勃艮第的葡萄酒。在他们的眼里，意大利是充满着敌意的外国地方。他们带着勉强的态度在马赛上船，好像被出售或放逐到萨拉森人的国土一样。乌尔班五世在梵蒂冈度过3年安全和荣誉的时光(公元1367年10月16日—1370年4月17日)，神圣的地位受到一支2000名骑兵卫队给予的保护。塞浦路斯的国王、那不勒斯的女王，以及东部和西部的皇帝，都来到圣彼得的宝座前，向共同的父亲致以诚挚的问候。但彼特拉克和意大利人的欢欣很快变成悲痛和愤恨。基于某些公共或私人的原因，或许是他本人的急躁难耐或者是红衣主教的不断恳求，乌尔班五世奉召回到法兰西，使得即将到来的选举免于受制于罗马人暴虐的爱国主义。天国的伟力干预他们的前途和事业，瑞典的布里杰特是一位圣徒和朝圣者，不赞成乌尔班五世的归去，并且预言他即将亡故。

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搬迁(公元1377年1月17日)获得西恩纳的圣凯瑟琳的大力鼓励。圣凯瑟琳是献身于基督的修女，也是佛罗伦萨的使臣，不论是教皇本人还是有的大师，全部听命于这些通灵的妇女。然而这些上天的谏言获得世间政策若干论点的支持，阿维尼翁的府第受到敌对派系的暴力侵犯。有位英雄人物率领3万名土匪和强盗，向基督的代理人和枢机主教团勒索赎金并且要求赦免一切罪孽。法兰西勇士所奉行的方针是放过民众抢劫教堂，这是一种新的异端邪说，具有极其危险的属性。[399]就在教皇被逐出阿维尼翁时，他受到罗马极力的邀请，元老院和人民都把他看成合法的统治者，将城门、桥梁和堡垒的钥匙送到他的脚前，至少还要加上台伯河彼岸整个区域。[400]忠诚的奉献附带一项声明，就是不再忍受他长期离朝所惹起的物议和灾祸。他要是固执己见，最后就会逼得他们使出撒手锏，重新恢复最早拥有选举教皇的权利。他们派员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院长进行商议，问他是否接受教士和人民授予的三重冠。[401]这位可敬的神职人员回答道：“我是罗马市民[402]，国家的召唤是我应遵守的法律。”[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