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教皇获得罗马的绝对统治权和教会政府的建立(1500—1590 A.D.)

梵蒂冈靠着舆论的力量才能发出宗教的雷霆之声，要是舆论为理性或热情所取代，雷声就不能发生效力，只能在天空隆隆作响，毫无依仗的教士就会受到贵族或平民对手无情的迫害。但是，在他们从阿维尼翁归来以后，圣彼得之钥便受到圣保罗之剑的保护，罗马在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控制之下，威力强大的火炮对暴乱的群众是最有效的镇压工具。打着教皇的旗帜组成一支正规的骑兵和步兵部队，他有金额庞大的岁入可以供应战争的需要，可以从范围广大的领地，派出一支由怀有敌意的邻人和忠心耿耿的臣民组成的军队，前去平息一座城市的反叛。[428]自从费拉拉和乌尔比诺两个公爵领地合并以后，这个教会国家的疆域便从地中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从那不勒斯的边界扩展到波河。早在16世纪时，这个广袤和富饶的国家绝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承认了罗马教皇的合法权力和世俗统治。他们的权利可以从黑暗时代真正或传闻的捐赠中推算出来，在他们最后定居之前所进行的一连串行动，会使我们深入了解意大利甚或欧洲的事务。亚历山大六世的无耻罪行、尤利乌斯二世的军事行动、利奥十世的开明政策，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的历史学家从事著述的题目。[429]从发起攻势的早期直到查理八世的远征行动，教皇不断与邻近的君王和城邦搏斗，无论对手的实力与他们概等或是不及，他们都没有落于下风。但是等到法兰西、日耳曼和西班牙这些君主国，用强大的武力争夺意大利的主权，教皇便开始用计谋弥补实力的不足，交替运用和战两手策略，来掩饰自己强烈的意图和长期的愿望，那就是一心一意要把蛮族赶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梵蒂冈微妙的平衡经常被欧洲西部和北部的士兵破坏，这些人团结在查理五世的旗帜之下。克雷芒七世的政策软弱而多变，使得他自己和国土全部暴露在征服者的面前无所遁形，罗马遭到一支毫无纪律可言的军队蹂躏达7个月之久，他们比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更为贪婪残暴。[430]

经历如此惨痛的教训以后，教皇几乎已经得到满足的野心有所收敛，重新扮演起普通父亲的角色。除了发生过一次鲁莽的争执，基督的代理人武装起来，与土耳其的苏丹在同一时间对付那不勒斯王国，[431]此外都尽量避免任何攻击性的敌对行动。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最后还是撤离战场：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尼亚以及托斯卡纳沿海地区，都被西班牙人用重兵占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期，意大利一直维持着和平与附属的状况，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这倒是符合西班牙的利益。正统基督教国王的宗教政策用来统治和保护梵蒂冈，偏见和利益使他在发生争执时，都会支持君主反对人民。自由的朋友或法律的敌人，并没有从邻近的城邦获得鼓励、帮助和庇护，反而被放在专制的铁圈之中从四面严密看管。长期的服从和教育所养成的习性，能够改变罗马豪门和平民犯上作乱的风气。贵族忘记祖先的武力和党派倾轧，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奢华和政府的奴仆，他们不再拿产业的收入来维持一群门客和部从，而是将之消耗在领主的私人花费上面，在使生活欢乐的同时也降低了自己的实力。[432]为了修饰和美化他们的府邸和礼拜堂，科隆纳和乌尔西尼要相互竞争一比高下，古老而辉煌的气派只有教皇家族的暴发户能够媲美或超越。罗马听不到自由和争论的声音，这里不再出现奔腾的急流，光滑如镜的湖面反映出怠惰和奴役的景象。

教士的世俗王国会使基督徒、哲学家[433]、爱国者同样感到愤慨。罗马极其崇高的地位、执政官和凯旋式的回忆，更加深了受到奴役的痛苦感受和羞辱心理。要是我们能够平心静气衡量教会政府的优点和缺失，就当前的状况来看，可以赞许这个温和、清廉和宁静的体制，免于少数派的危局、年轻人的冲动、奢侈的浪费和战争的灾害。但是这些优点却被平均约7年一次、选出一位不是本国人的教皇的行为所抵消：一位“年轻”的政治家开始治国时已有60岁，处于生命和能力的衰退时期，短暂的统治无论花费多大的心血和努力，都没有完成的希望，更没有孩子可以继承他的权力。成功的候选人来自教会甚或修道院，教育和生活的方式会对理智、人性和自由产生反感。处于奴化信仰的罗网之中，他学到要相信最荒谬的东西，尊敬最可鄙的对象，对于人类理性所推崇的一切事物都抱着憎恶的态度，要把过错和失误当成罪行严加惩治，要把苦行和禁欲当成美德赐予重赏，要把按日期纪念的圣徒[434]置于罗马英雄和雅典哲人之上，要把弥撒书和十字架看成比耕犁和织机更有用的工具。履行驻外使节的职责，或是列入红衣主教的阶级，总会获得一些外在世界的知识，但是原始的瑕疵还是附着在思想和举止上面无法擦去；通过学习和经验可能会对执行圣事的神秘感到疑惑，但是作为僧侣，对自己倡导的教义总会坚持偏颇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