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经过及背景

吉本很早就从事写作，开始是在文学领域，居留瑞士期间，学习法文的同时也研究启蒙哲学，深感当代法国文人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忽视。1755年他将西塞罗的作品译为法文，接着花了两年时间，用法文写成《论文学研究》，于1761年出版，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欧洲大陆深获好评，但本国则无人问津。他在这本书里特别提到具备哲学风格的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不一定是历史家，而历史学家不管怎么说，要尽量做一个哲学家”。他主张哲学的历史观：第一，强调以俗世为历史的焦点，人性重于神性；第二，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群体的需要决定一切；第三，力主人类社会的矛盾现象是常态；这也决定了他后来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一贯立场。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史诗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写埃涅阿斯到地府寻求未来前程的神谕，得知罗马自开始对外征服到恺撒为止的历史，所负神的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当时权势极大的沃伯顿大主教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对维吉尔的史诗加以歪曲和讥讽，虽然文人学者对其侧目而视，他也都置之不理。吉本却出版本书向沃伯顿的权威发起挑战，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牛犊的道德勇气。

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会，加入当地文艺活动，认识很多终身相知的友人，如乔治·戴维登、威廉·吉斯等人。1763年，他得到父亲资助，准备用两年时间旅游欧洲。1月，他到达巴黎，拿着甚得好评的《论文学研究》作媒介，受到当时主持文艺沙龙的格弗琳夫人另眼相看，得识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接着前往洛桑拜见老师帕维拉尔，同时也认识了贝克·霍尔罗伊德，就是后来的谢菲尔德勋爵。他成为终身支持吉本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后协助出版他尚未发表的文稿。

1764年4月，吉本与吉斯离开洛桑，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整个夏季都在佛罗伦萨，秋天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个旅行因吉本的财务发生问题而中断，他于1765年6月回到英国。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传《我的一生》里，提到他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因和动机：“1764年10月15日黄昏时分，我坐在罗马卡皮托山的古迹里沉思默想，听到神庙中传来赤足僧侣的晚祷声。我要为这座名城写一本书的念头，开始在我的内心酝酿成形。”

他原来只想写罗马城的衰颓，就像圣奥古斯丁听到罗马被阿拉里克攻破时，写出《上帝之城》那样，无意把整个帝国包括在内，但后来他的阅读范围扩大，思想领域更为广阔，决定将罗马帝国作为叙述的对象，又过了些时日，才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他不无感慨说道：“我逐渐由期望进到构想，从构想进到计划，从计划而正式写作，哪里会想到最后会完成6厚册，花费了20年的岁月!”

刹那之间，吉本的精神与罗马合而为一，从1771年开始撰写，到1787年完成。由心灵的体会，进而贯彻力行，将罗马名城的颓毁，扩展到整个帝国的覆灭。在人类文明史上，诞生了一部万古常新、独领风骚的历史名著。

吉本的写作过程的确是艰苦备尝，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能克服语文的隔阂和困扰，从他的注释中可以看出：直接引用的历史资料，从古希腊和罗马到18世纪的作家，有290余人，书籍凡800余种，有数千册之多，除此以外间接有关的材料，像是各种地方志、编年记、法典、地图、碑文、铭刻、奖章、钱币等，无不在搜集之列。他对资料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正确无误，不穿凿附会，不自以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程度，同时力求辞章的典雅和文字的优美，并且以简洁明晰为尚，全书的文章富于理性之美，气势博大雄浑，如江河之滔滔不绝。第一卷问世后，各方的赞颂纷至，推许为历史名著，也是文学杰作，等到20世纪以后，学者一致认为他已文胜于史。

18世纪以来，大不列颠成为治罗马史的重镇，可以说是名家辈出，较之意大利本国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居于领导的地位，这固然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可说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开个人研究的先河，创造光辉的成就，当然会引起后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纪以后，科学的验证风气遍及欧洲的史学界，但是英国在吉本的影响下，历史与文学仍然相辅相成，史学家坚持渊博的学术风格和客观的专业立场，还要讲究文体的简洁、明晰和优雅。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后，获得英国文人学者赞誉，如亚当·弗格森、约瑟夫·沃顿、贺拉斯·沃波尔等人撰文称许，并向社会大众推荐。他的老友休谟来信道贺，誉为“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别提出警告：“我拜读大作，担心叙述早期教会之最后两章，会引起轩然大波，期能妥善自处，带来困扰和疑虑已不可免，恐怕会引起更多谣言和烦恼。”果如休谟所料，吉本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亨利·戴维斯和约瑟夫·米尔纳等人大力抨击，指责的重点有二：一是沿用自古以来无信仰者对教会恶意攻击的模式，哗众取宠，了无新意；二是别具用心，选用不实资料，篡改历史文献，丧失公正的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