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第2/7页）

总而言之，通过理论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对于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在批判时就无需重新确定。

批判之目的在于探讨原因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使用的手段是否与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和结果、目的和手段非常一致时，任务将容易完成。如果一支部队遭到袭击，进而没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那么奇袭的效果如何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

比如，理论上规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够增加获胜的可能性，而结果是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在采用该方法时所考虑的是否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正确的。如果他想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获得较大的胜利，可是他却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而仅仅照本宣科，那么他就犯错了。

倘若撇开与整体的联系，单纯考量失误的直接关系，就可轻易地完成。当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比较简单，只局限于研究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往往也很容易。

可是，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总是密切联系的，而每个原因，就算是最小的原因，也会对整体产生影响，最终导致结果发生改变，尽管这种改变很小。同理，每个手段也会影响到最终目的和结果。

所以，只要现象还有研究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理，人们不仅能通过直接目的去体验手段，也可以将该目的当成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

这样，我们将对一系列相互从属的目的进行探讨，直到目的的必要性不被怀疑，无需再做检验为止。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涉及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当一直研究，直到导致嫹和的目的为止。

很显然，在向上追溯的过程中，每抵达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将有一个新的立足点。因此，同一种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上看，也许很合适，但从较高的立足点上看却是要摒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往往是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来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因为，只有研究原因，才能找到富有价值的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如此一来，不管是从下往上还是从上而下的研究，都会遇到巨大困难，因为事件离原因越远，就越容易受到其他力量与情况的支配。所以，人们在探讨那些远离事件的原因时，就越需要同时考虑其他原因并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发现会战失败的原因，就自然找到了导致整场战争失败的原因，不过这仅仅是一小部分原因。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各种或多或少的原因也影响战争的结局。

同样，在立足点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检验手段的复杂性也不断增强。因为目的越远大，为了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就越多。所以，必须对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者可能做的一切进行考察，因为所有军队都追求着战争的最终目的。

如此一来，就可能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因而不能不费心考察的事情也只得做出许多假定，所以人们往往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统率意大利军团从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时，他打算趁着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尚未抵达之前迫使对方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的目的来看，该手段是选得十分正确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点。

当时，卡尔大公实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后便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当他看到敌军实力雄厚、士气旺盛时，便撤出战场。

通过这场胜利，拿破仑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他可以挥师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其余两路大军的进攻，并与他们紧密联系。拿破仑也是这样考虑的。从这样的角度看，拿破仑是正确的。

可是，从更高的层面上看，即从法国督政府的角度来看，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却只是冒险的军事行动。因为如果奥地利人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能够在施太厄马克组建强大的预备队，那么卡尔大公完全有能力进攻拿破仑所率领的军团。如此一来，拿破仑所率的军团不但可能全军覆没，而且还会导致整场战争的失败。

这一点，拿破仑在到达菲拉赫后就看清楚了，所以他签署了《累欧本停战协定》。

然而，如果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并且知道奥地利帝国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维也纳会因为拿破仑所率的军团的进攻而备受威胁。

如果拿破仑知道维也纳没有军队掩护，施太厄马克没有强大的预备队，那么拿破仑直逼维也纳便不再是毫无目的了。这个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地利人对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因为，倘若奥地利人重视维也纳，愿意付出媾和的条件，那么拿破仑威胁维也纳便可当作最终目的。如果拿破仑深知这点，那么批判就可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