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治与战争的关系（第3/4页）

在这里，我们要作下声明，政治本身集中与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

至于政治有时候会出现错误，比如会主要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无法作为政治的导师。所以，我们在这里只将政治当成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解决了讨论的前提条件，接下来就只有一个问题了：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如果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即政治观点完全地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是主导，而军事观点从属于它？

几乎可以断定的是，只有在战争是纯粹因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假设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这样一来，正如我们在前文说过的，现实战争不过是政治本身的表现。

让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在政治中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是工具，二者不可能反过来。所以，军事观点必然从属于政治观点。

现在我们仔细想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说过的，即每次应当先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认识每次战争，并且我们要将战争当成一个由各部分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换句话说，每个部分的活动一定要集中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便会发现，政治观点是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

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去制订战争计划，那么我们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会趋于容易与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也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较为充分，历史也相对容易理解。

从这个观点出发考虑问题，我们会发现，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二者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再取决于事物的性质。所以，一旦出现这种冲突，我们只能将其归咎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

倘若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个前提，即违背了一个应有而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等，是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则全都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变成了政治，不过，它不是书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根据这个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者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可行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政府向军人咨询，正如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样，让军人单纯地从军事角度来判断，那确实是愚蠢的举动。

有些理论家竟然要求将所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让统帅依据手段制订一份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者战局计划，这不过是更加愚蠢的举动罢了。

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今天的军事非常复杂，并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战争最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专业术语来讲，那便是，军事是由政治当局而非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都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了解的人是无法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

在人们大喊政治对作战产生有害影响时，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非他们所要表达的，他们真实的意思并不是说政治对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出了问题。因为如果政治是对的，即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对于战争只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如果政治的这种影响与目标不相吻合，那么我们只能在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原因。

只有当政治期望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获得与其性质不一致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可能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产生有害的影响。就像一个人用非常不熟练的语言，有时候并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常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由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人们便觉得，在进行政治交往时务必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不过，在我们继续探讨之前，我们须特别注意一点：我们决不认为，在君主本人没有手握内阁大权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学富五车的军事工程师，或者骁勇善战的军人就会成为首屈一指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绝对不认为，首相一定要深谙军事。事实上，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才是首相理应具备的主要素质，至于军事常识，首相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很好地得到弥补。以法国为例，贝利耳兄弟与舒瓦瑟耳公爵都是优秀的军人，但是他们在当首相时，法国的政治活动却极为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