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内默尔朵尔夫上空的秃鹰

8月30日。我从8月9日开始在格洛高住院，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康复期。一块5厘米长的弹片从我的右上臂取出后，伤口愈合得很快。我的胳膊并未被吊成令人不适的“斯图卡”造型，而是用一根简单的吊带缚着。我跟一名来自陆军高射炮部队的中士一起，对镇上的各个酒吧进行了一番探索，成功地搞到些烈酒，替代了常见的啤酒。其他时间里，我不是玩牌就是读书。

住院期间，妈妈赶来探望我，我把上次回家休假后书写的日记以及在罗马尼亚前线继续写的东西交给了她。她送来的香烟和烟丝对我这个老烟枪来说正是时候，因为我们的口粮配给中，这些东西越来越少了。

9月4日。当天，我在因斯特堡加入了康复连，这已是第二次：由于战事吃紧，我的康复休假被取消了。我的伤口已经没有任何疼痛感，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圆形疤痕，大约有两个手表表盘那么大。康复连所在的营地中，宿舍里的那些人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一位二等兵告诉我，这里应该有一些来自我们团第1连的士兵。我找到了几个，可我不认识他们。最近，我们的部队里充斥了太多的新兵，许多人在负伤或阵亡前只跟我们在一起待过几天。

几天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我遇到了一个我以为已经阵亡的人—小施罗德。1944年1月1日，他在我的散兵坑里被苏军狙击手击中了头部，医护兵和我当时都认为他死定了。尽管如此，医护兵还是把他送到了急救站。虽然他的脸更圆了，左耳边还有个餐盘大小的伤疤，但我还是立即认出了他。

这是个令人非常愉快的重逢。施罗德给我讲述了负伤后他在后方医院醒来后的情形。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康复，但他的命终于保住了。这简直是个奇迹，要知道，他的头部中了一枪，从太阳穴至左耳，拳头大的一块头骨被打飞了。此刻，施罗德在另一座康复营地里，等待着退伍令。

在他退伍前，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他待在一起。我们回忆起在尼科波尔桥头堡度过的那些日子，卡佳的面容不断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一直认为她就是我们的守护天使。随着苏军士兵的到来，我们不知道她是否会幸免于难。现在，对施罗德来说，战争结束了，但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他的余生中，许多健康问题缠绕着他—部分性耳聋、视力不稳定以及间歇性头晕。

10月8日。就跟偶遇施罗德一样，我在营地里意外地碰到了我们的头儿。第七次负伤后，他被转至一个训练连，在该连继续服役。看得出，他对自己不断被派至前线服役也已深感厌倦。尽管我从未想过要当领导，但我们的头儿还是设法把我调到他的连里担任新兵教官。

10月9日。在我们连里接受训练的都是些乌合之众，其中有很多年长的德裔东欧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一家之长，另外，连队里还有些海军人员，由于没了军舰，他们现在成为了步兵，重新接受训练。这些水兵中的许多人在海军中服役了很多年，作风比较散漫，所以，在前线得过高级勋章的老兵成为了适当的教官人选，因为他们是水兵们唯一尊重的人。但即便如此，对我们这些教官来说，给这帮家伙下达命令时该使用何种语气、音调仍是颇费脑筋的事。

10月10日。俄国人的战线稍稍逼近了些：苏军声称，他们正在涅曼河北岸。有人说，我们这个训练连将被派至波兰的某地，至少，那里还没有落入俄国人之手。

10月16日。敌人以强大的坦克部队以及从立陶宛起飞的战斗机发起了进攻，在我军防线的许多地段造成了巨大的突出部。我们所在的兵营已进入戒备状态，我们还得到了新的弹药。但大家依然很难相信，我们马上就要从模拟的演练直接投入激烈的战斗中。可事实就是如此：敌人已经侵占了我们的祖国。对军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吗？

10月21日。苏军已在贡宾嫩西南方渗透进十公里左右，并沿着道路向西，到达了安格拉普河上的小城—内默尔朵尔夫。我们的兵营里一片混乱，搭载着军官的车辆来回乱窜，他们下达的命令在兵营里回荡，一些靠烧木头为动力的老式卡车赶来，装载上那些尚未接受过训练的新兵。这些陈旧的车辆现在只用于补给和基本训练，我们爬上车，挤在车内，身旁摆放着弹药箱和装着木柴的麻袋。

没走多远，道路就变得拥堵起来，路上满是难民和他们的推车、马匹以及大车，我们的车队不得不绕了个大圈子穿过树林，以便赶到内默尔朵尔夫附近指定的作战区域。下午时，我们下了车，沿着道路的两侧朝内默尔朵尔夫推进。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并未听见战斗的声响，但很快，我们的谈论被敌人的坦克炮火打断了。敌人位于两公里外，在街道上朝我们开火。所有人立即在路边的沟渠中隐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