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七千俘虏》

行营礼堂里齐集着国民党的机关人员。

影片的摄影低劣，但剪接者却狡猾，显然，它是白崇禧所审定的。这位桂军的“小诸葛”显然在一切方面运用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原则。这是对何健告他“不是在堵剿而是在撤退”的形象的回答。

影片中，先是桂系军队艰难而迅速地行进，修筑工事，接着就是大炮轰鸣，机枪扫射，画面上布满尘雾烟火，桂军喊叫着奔跑着向前冲杀。

晏道刚心想：“这很像是实弹演习，而不像惨烈的战斗，这是事前预拍的镜头！”但他侧脸看了看蒋介石严肃的脸，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来。

接着就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赤脚而行的俘虏群。

“这不是军队！”蒋介石盯视着银幕，“这是一群叫花子！”

“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侍从室主任附和说，“只要穷追猛打就不难消灭……”

“关键是不使其落地生根……”

无穷无尽的俘虏群，在山弯处蜿蜒，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两旁是头戴钢盔手执崭新步枪、趾高气扬的押解者，与俘虏恰成鲜明的对比。

解说词拖得很长，不厌其烦地报告俘虏所部番号及最高官阶和名字。

镜头不断地重复出现。

蒋介石不久就厌倦了，他想的是白崇禧：“这个人比何健滑头，他先把共军主力放过去，待其半渡而后击，‘避其精锐，击其惰归。’损失少而斩获多……”

“对敌人足智多谋是好的，”侍从室主任很懂得蒋介石的心情，“用来对付自己人，就可悲了……”

白崇禧与蒋介石的斗法是无时不在的，但他却常常败在蒋介石手下。

白崇禧自幼就学会“宁用智取，不用力敌”的战法。他在自传中，讲过少年时的一个故事：

九岁时，他与六岁的弟弟一起上学。在同学中，有个十七岁的校内年龄最大的叫毛长林的学生，性情暴戾，品德极坏，经常欺侮他兄弟二人，勒令他们供其零钱、食物以做“贡品”，不能满足其勒索，便拳脚相加，白崇禧虽恼恨，但力弱而不能敌，便与六弟密商以智取胜之法。某日放学乘毛长林步下五级石阶时，他乘其不备从背后猛力一推，毛长林翻滚而下，他让六弟先回家告知父亲说明原委，而自己则先匿藏村后山岩之内，静候事件的了结。九岁幼童做此精细安排，绝非一般。

他也善于自行其是阳奉阴违。1915年，他在桂军马晓军的模范营当连长。当时广西匪患极为严重：“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当时广西政府对待股匪均采用招安政策，自陆荣廷做督军始，因陆在当清兵时将法国领事的狗踢入河中而受通缉，陆惧罪潜逃落入绿林，专入安南抢劫法国人，以示报复，而将所获财物接济贫苦人家，从而获得劳苦人民的拥戴，势力日益庞大，后为清官苏宫保招抚，由队长、管带升到边防督办。辛亥起义，王芝祥以桂督相让，陆荣廷便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

陆荣廷自己当过土匪，又是被招安者，他当政后，力主采用招抚政策。

那时，白崇禧虽然是个二十二岁的连长，却力主剿重于招。他在所招安的二百多名土匪中挑出八十余名惯匪，欲杀之而绝后患。营长不敢做主，而去请示陆荣廷。陆闻之大怒，责问马营长：“如开杀戮，各地匪皆不来就抚，全省治安由谁负责？”

白崇禧闻后，决定独断独行，却又不能犯上，只能用计。他将所要杀之惯匪，先施优待——放假三日回乡去过中秋节，严令他们按期归营。八十余名惯匪如期归来后，他怒不可遏，诡称有人举报他们中间有人回乡为非作歹，有负他的优待之意，惯匪们皆说绝无此事，白崇禧则说举报人在学校内等候，定能认出犯罪之人，令其全部到学校去让举报者辨认。惯匪愿往，以证其无罪，乃鱼贯入校。校内早伏士兵，逐个捕捉，当夜将其全部枪决。即报马晓军营长，说“该伙匪徒晚间抢枪谋叛，事起仓促，因不及请示办法，恐有误戎机，故用紧急处分将全部匪首八十余名枪决”。

生米做成熟饭，陆荣廷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这也成为广西清乡剿匪史上的一件大事。匪首即除，匪帮散去，从此，招抚政策，改为进剿政策。

蒋介石对白崇禧研究得很透，他对他的亲密顾问端纳曾说过：“白崇禧是一匹难骑的马！”

端纳回答得很巧妙：“好骑手可以把他变成千里驹。”

这就是蒋介石既怨恨他又要用他的尴尬处境。蒋桂战争结束还不到五年，他对桂系地方实力派还能有多大的指望呢？

《七千俘虏》放完了。蒋介石站起来，对侍从室主任说：“白崇禧又要高价讨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