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统帅

我们所说的统帅，指的是那些为维护民族生存，用他的头脑、意志和心灵来领导总体战的人。统帅所担负的职责，其他人不能越俎代庖。他既是指挥战争的人，也是他本人思想或意志的执行者。如果说，对他而言作战指挥不过是茶余饭后之事，那么这种人就不能做统帅，因为他的各方面才能都跟这个工作最艰巨、要求具备最卓绝的才能和最坚强的意志的职位要求不符。相反，他会亵渎统帅的庄重与伟大。

具有统帅之才的人，应该位列军队中的最高位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将百害丛生而无一利可图。

只有位居最高位置，统帅的言行才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敌人，维护民族的生存。统帅的决断和意志的权威性一定要遍布各个领域。对于我们所说的领导总体战的人，能否配得上统帅这个称号，只好等待战争去证明。在现实生活中，平时的理论家或天才在战时却表现得碌碌无为，与统帅的要求相差甚远，而有些人却能够在战争中一展风采。

腓特烈大帝是一位专制君主和统帅，他是统帅的标准。自腓特烈大帝去世后，“统帅”一词对人们而言，则含糊不清，进而对作战和人民造成伤害。[1]在普鲁士王国，威廉一世既是国王又是军队最高司令。在威廉一世的麾下，总参谋长即冯·毛奇伯爵，统领作战事宜，他所起草的指令都以威廉一世的名义下发；国防部部长冯·罗恩伯爵，全权处理军队行政事务。此外，俾斯麦侯爵，作为政治领导者，处理政治相关事宜。

这种多头体制隐藏着危险。但是，在当时，这种体制并没有给普鲁士带来严重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威廉一世对这些伟大的人物委以重任，而这些人又为威廉一世的威望所折服。

因为受到君主政体这种传统的影响，人们便没有认真考察这种军队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并不认可毛奇元帅的最高司令之职，结果矛盾时常发生，进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当时，大多数人几乎没有意识到作战指挥的重要性。军队效仿最高统帅部，除了设置主官外，还添置了参谋长一职。在这里，参谋长既归司令官或者军长统管，又受到总参谋长即统帅的约束。

对那些意志坚定的将军来说，这种制度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困扰，但是，对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将军来说，则是一种折磨。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将军都具备意志坚定的品格，和平时期是这样，战时则更是如此。于是，一种非常不健全的体制出现了，并在世界大战中暴露无遗，其中第8集团军司令部和第3届最高统帅部的组成则最为突出。

各集团军参谋长在其就职之日，可能没有想到，按照规定的方式，用自己的职权向指挥官提出建议并呈递司令官批准实施实际上是种不正当的行为。在总参谋长毛奇将军任命下，我作为东线第8集团军参谋长时便是如此。在上级命令中甚至有“拯救东线”的话，我按照这一条指令，在东线尽我所能，行使参谋长的全部职责。

对于参谋长这个职位，我从来没有轻视过。我在《坦嫩贝格》和《受世界大战审判的“低贱的”战史》两书中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了简单的论述，同时，我还提到，我曾向总司令和军事内阁首脑表示，在我全力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上级不要人为地制造困难。总司令也认可了我的想法，同时我也按照上下级关系行事。

如此一来，在东线指挥作战的最高长官不是总司令，而是参谋长，而作战行动则充分体现了参谋长的意志。

假如说，这件事情能够作为证明权责不清会带来危险的事例，那么1916年8月29日第3届最高统帅部的组成则更能说明这种问题。在最高统帅部内，德国皇帝是名义上的陆、海军总司令，而冯·兴登堡元帅是陆军总参谋长，即总司令，而我则和兴登堡元帅一样，拥有向全军下达命令的权力，并负责作战指挥事宜；还有一个海军参谋部参谋长，他主要负责指挥海战事宜；一个独立的国防部部长；一个跟作战没有任何关系、负责政治事务的首相。

这种制度蕴含着危险，它不能保证对陆、海军实施统一指挥。比如，1917年的海军叛乱情况，我一无所知，没有接到任何报告。刚开始，国防部部长试图按着自己的想法行事，但是最终在我的努力之下而放弃。

政治上有3个首相领导，结果造成任何事情都无法尽善尽美，而他们在处理国内“不满分子”问题上又处处和我作对。冯·贝特曼首相对无限制潜艇战指手画脚，结果给战争带来严重后果。事实上，多年来，他始终都在为倾全军之力应敌的做法设置障碍，甚而破坏潜艇战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