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系列和平协议中正式结束，其中，几份主要的协议签署于停战后的数月之内。这么做是有问题的，因为战后的空气当中仍然弥漫着战时的仇恨意味。而且，在复仇气氛浓重的法国首都所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也没有使这一仇恨得到丝毫缓解。德国人受到了侮辱，但是在封锁所导致的饥饿之下，德国的新政府[297]不得不接受了和平的条款。于是，新政权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实际上，战争并没有在签订和约的巴黎画上句号，它一直在继续。在俄国，共产主义者取得了政权。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者的协助下打败了协约国（尤其是英国）及其在土耳其培植的势力。1923年，随着《洛桑协议》在日内瓦签署，战争才最终结束。1924年，协约国最终采取行动，使德国融入了全球的经济体系。德国人最大的不满在于要为法国和比利时支付巨额赔款，所有的德国人都认为是赔款拖垮了德国的经济，尤其是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924年，德国终于迎来了转机，美国借钱给德国来给付对法国的战争赔款，然后法国就能偿还其对英国的债务，继而英国又可以偿还其对美国的债务。1929年，华尔街发生了严重的股灾，世界经济随即四分五裂，而借钱给德国的荒唐做法也因此而一败涂地。《凡尔赛和约》及其附则的效力持续了大约10年，随后，法国开始抛弃凡尔赛体系。其标志之一是，法国于1930年开始花费巨资修建马奇诺防线（法国的军事实力因为这一华而不实的巨型工程而大受影响）。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遗留的问题更多。实际上，德国直到46年后的1991年才签订了真正的和平协议。1944年夏，“三巨头”在波茨坦会面解决德国问题，然而未能在重大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甚至连德国的东部边界都没能确定。德国政府并没有参与讨论，彼此的讨价还价只是在各个占领国之间进行，法国有时还站在苏联的一边。此后不久，冷战就浮出了水面。冷战爆发的标志性时点或许是1945年11月，当时，苏联对加入英美两国复兴世界经济的计划表示了拒绝。

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区别在于对经济的认识。尽管今天看起来显得难以理解，但是在1918年，欧洲的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摧毁邻国的经济。乔治–亨利·苏图[298]在1989年出版的《黄金与血液》（L’or et le sang）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画面。在“一战”结束后的一系列安排当中，这些意图部分地成为了现实——尤其在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合并；德国给予法国巨额赔款；德国海军和商船遭到没收，英国从中获益；比利时人甚至意图从荷兰手中夺取斯凯尔特河三角洲的一部分，以便促进安特卫普[299]的贸易。在这一方面，美国人并不贪婪，但是他们一方面想要从他们所投资的国家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却通过关税手段阻止这些国家获利，这是没有见识的做法。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一做法进一步登峰造极，使美国自身也深受其害，导致2 500万人失业。“二战”过后，美国人终于认清了这一做法的危害，并宣布今后将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当英国人就战时借款与美国人进行协商时，其中一条条款限定了借款的使用范围。美国人花了很大的工夫来迫使英国人做出承诺，以确保英国不会利用美国的援助来促进它与中立国之间的贸易。尽管这一做法使丘吉尔受到了侮辱，但同时也促进了国际的货币合作，也使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开始认识到战后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和措施。鉴于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贸易滑坡，导致成百上千万人失业，各国必须在日后杜绝这一情况的发生。国际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合作来使货币流动起来，以便在支付方面为贸易提供支持。抱着这一目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44年夏天于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了会议，并促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这两个组织救了很多国家的急，也使世界经济避免了更大的打击。“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作用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冷战爆发了。原因之一在于，如果一国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获益，它就得开放自己的金融系统接受检查，而苏联不同意这么做。

此时，德国已经成为了苏联人与西方的矛盾焦点。苏联人要求德国赔款，还想拥有苏联占领区的大量工业设备。此外，苏联还得到了德国的火箭专家，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用以实现苏联太空计划的技术机密（美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德国人更愿意与美国人合作。同时，这些德国人也获得了优厚的回报）。在易北河以东的德国，形势非常糟糕。这一地区不仅经济无法自主，很多集中营还关押着不肯顺从于苏联统治的人。由于英国人控制着德国工业最为发达的鲁尔工业区（美国人所控制的法兰克福周边地区的工业远没有鲁尔工业区发达），莫斯科特别希望与英国合作。英国占领了德国的西北部地区，这里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到处都是损毁的房屋、河道、铁路和工厂。几百万德语居民从东部艰难地来到这里，寻找栖身之处，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所找到的也只不过是些残垣断壁。尽管根据英国与苏联签订的协议，英国得在1950年之前把德国的机器设备运到苏联，但是他们知道，一旦这一类的赔偿使德国人挨饿，英美两国就得向他们输送食物，而英国自身的粮食也非常紧张。在占领初期，只有极少数的英美人士反对残酷地对待德国人。但是，在占领持续一个月之后，形势出现了变化。美国官方和民众向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裹。当然，占领区需要有政府进行管理。与文化素质不高的盟军士兵相比，德国人更擅长此道，遭遇纳粹迫害的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国人可以成为政府的管理者。在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例证便是康拉德·阿登纳[300]。1949年，他以73岁高龄担任联邦德国总理，到1963年卸任时，他已经87岁。在1946年的混乱形势中，一个崭新的德国开始出现。这年9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301]在斯图加特[302]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当时，他对德国各州的州长说：“美国政府认为，在适当的安保措施下，德国民众现在已经能在自身事务的管理中担负起主要的责任了。”1947年1月，英美两国占领区正式合并，于是，更好的交通和贸易政策得以制定并实施。这时，一位德国批评家夸张地表示，与英国轰炸机对鲁尔工业区所造成的破坏相比，秉承社会主义观念（在此前进行的选举中，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礼[303]战胜了丘吉尔）的英国占领当局对它的破坏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