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真不敢相信，我在这短短数十载中竟然写下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可另一方面，我也时常好奇其他作家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的。

对我而言，写作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无须做任何计划或安排，完全是靠本能的驱使。收录在这部短篇集中的所有故事，其灵感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爆发出来的，我必须立即坐在打字机跟前趁着热乎劲儿把它们一股脑儿地转化成文字。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报丧女妖》。当时我在爱尔兰为约翰·休斯顿导演的电影《白鲸记》撰写剧本，我们经常在深夜围坐在壁炉前，品尝爱尔兰威士忌。我其实并不很爱喝酒，但他对那酒很喜欢，所以我也跟着喝点儿。有时休斯顿会在把酒言欢时突然停下来，闭上双眼，听寒风在屋外呼啸。然后他会一下子睁开眼睛，用手指着我大喊，说爱尔兰的天空上盘旋着好多报丧女妖，也许我应该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并招呼她们进来。

他总是这样吓唬我，那一幕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等我回到美国家中时，最终根据他那怪异行为留给我的灵感写下了这篇小说。

写《汤因比暖房器》则是由于当时我们经常在报纸标题或电视报道中感受到绝望的轰炸，全社会都弥漫着末日将至的气氛。这种情绪不断发酵，可人们却没回过头去想一想它究竟从何而来，又究竟对我们造成了哪些改变。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再也抑制不住这种感觉，决定要做些什么，于是我创造了一个角色来说出我心中的想法。

《劳莱与哈代爱情故事》则源于我对这对完美喜剧组合一生不变的热爱。

很多年前抵达爱尔兰时，我打开一份《爱尔兰时报》，发现里面有这样一则小小的广告：

今日 仅此一次！ 为爱尔兰的孤儿们义演 劳莱与哈代亲自献艺！

我一路狂奔到剧院，幸运地买到了最后一张票，还是前排正当中！大幕卷起，那两位可爱的人儿在台上表演着他们最伟大剧目中最经典的场景。我坐在台下，被惊异和快乐深深地冲击，泪水滑过脸颊。

回到家后，那些情景仍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起有一回一个朋友带我去了一段阶梯旁，就是劳莱和哈代扛着钢琴爬上去的那段，结果他们却是被钢琴赶了下来。于是我让故事继续。

《暗夜独行客》是《华氏451》的先兆。我在五十五年前曾经和一位朋友共进晚餐，饭后我们决定沿着洛杉矶的威尔夏大道走一走。可是没过几分钟，我们就被一辆警车拦了下来。警官问我们在做什么。我回答他：“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我显然回答错了。警官怀疑地看着我，因为当时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整个洛杉矶都没人会在这条道上散步。

我回到家，为此事恼火不已，想不通为什么连散步这么简单而自然的行为都会被制止。于是，我写下了一篇发生在未来的故事，某位行人因为散步而遭到拘捕，并被处决。

几个月后，我又让那位独行客在晚上散步，并安排他在拐角处遇见了一位名叫克拉丽斯·麦克莱伦的女孩。九天后，中篇小说《消防员》诞生了，它后来被扩展成了《华氏451》。

《垃圾工》的灵感来源于1952年初洛杉矶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当时市长宣布，如果有原子弹击中洛杉矶，那么死难者的尸体将由垃圾清扫工负责处理。他的这番言辞令我怒不可遏，于是我坐下，抒发出胸中怒火，写成了这个故事。

《军令如山》也源自现实。许多年前，我有时会在下午跟朋友一起到国宾酒店的泳池里游泳。那位泳池看管者严厉得几乎不近人情，总会让他年幼的儿子站在泳池边，向他灌输关于人生各式各样的死板规矩。我一天天看着那无止无休的说教，忍不住幻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他那乖巧的儿子会突然奋起反抗。我坐在桌前，脑海里酝酿着这似乎注定要出现的一幕，写下了这个故事。

《拉斐特，永别了》基于一个真实而悲惨的故事，那是我家隔壁的一位老电影摄影师讲给我听的。他偶尔会到我家来做客，喝上一杯红酒。他告诉我，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是拉斐特飞行队的成员。回想起自己曾经击落德国双翼飞机时他不禁潸然泪下，那些年轻帅气的士兵死前的面容多年以后仍然在他心头徘徊不去。我无力帮他做任何事，唯有用手里的笔让他获得些许慰藉。

《夏天奔跑的声音》的诞生也实属偶然。我当时正坐在大巴上穿过西木村，一个小男孩突然跳上车，把钱塞进投币箱里，从车厢前头跑到我对面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我无比羡慕地看着他，心想，天哪，要是我有他这身活力就能每天都写一个短篇故事，每晚写三首诗，每月完工一部小说。我低头看向他的脚，发现那活力是有原因的，他穿了一双显眼的新网球鞋。我突然记起在自己成长中的那些特殊的日子。每年刚一入夏，父亲就会带我到鞋店，给我买一双崭新的网球鞋，让我焕发出全世界的能量。我当时在车里就恨不得能马上到家，坐下来写个关于小男孩盼望一双新网球鞋，好在夏日里纵情奔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