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12月6日

两天以前，我本该在位于安妮女王广场的家中庆祝自己的十岁生日。但是，我的生日却完全被忘记了：那天根本没有任何庆祝活动，只有葬礼。而我们家被烧毁的房子，在安妮女王广场那些高耸的白砖宅邸之中，看起来就像是一颗焦黑腐坏的牙齿。

目前，我们暂时住在父亲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一处房产里。这是栋很漂亮的房子，虽然我的家人悲痛欲绝，我们的生活也已经崩溃瓦解，至少这房子仍值得庆幸。我们会待在这里，茫然失措——犹如动荡不安的鬼魂一般——直到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作出决定。

大火吞噬了我的日记，所以写下这篇日记感觉就像是重新开始一样。既然如此，也许我该从自己的名字开始，我叫海瑟姆，这是一个阿拉伯名字，却属于一个家在伦敦的英国男孩，这个男孩从出生以来，直到两天前都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一直回避着这座城市其他地方存在的最糟糕的污秽与肮脏。从安妮女王广场，我们能看见河水上方飘荡的雾气与烟尘，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饱受臭味的困扰，我只能把那股味道形容为“落水马”，但我们并不需要穿过这些布满了制革厂、肉铺、臭气熏天的垃圾和人畜粪便的河流。这些腐臭的污水河加速了疾病的传播，比如痢疾、霍乱和小儿麻痹症……

“你一定要裹严实一点，海瑟姆少爷。不然你也会被传染的。”

在穿过田野前往汉普斯特德的路上，我的保姆过去常会带我绕开那些咳嗽不断的可怜人，还会遮住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那些身体畸形的孩童。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疾病。我猜这是因为人们没法和疾病讲道理：既没法贿赂它，也不能拿起武器反抗它，而疾病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它真是个难缠的敌人。

而且，疾病来袭时也毫无预兆。所以每天晚上他们都要检查我身上有没有出麻疹和水痘的迹象，然后把我身体健康的消息报告给我的母亲，她会来吻我并道晚安。我是个幸运的人，你瞧，我有个吻我并道晚安的母亲，我的父亲也会这样做；他们爱我和我同父异母的姐姐珍妮，他们告诉我何为富有何为贫穷，不断向我灌输我有多幸运，还一直敦促我要为他人着想；他们还雇了家庭教师和女佣来照看我和教育我，好让我成长为一个道德高尚，有益于世界的人。我是幸运的，不像那些小小年纪就要在田里、在工厂里或是爬上烟囱干活的孩子们。

虽然有时候我也想知道，其他那些孩子，他们有朋友吗？如果他们有的话，那么，当然我不至于笨到去羡慕他们的生活，因为我的生活远比他们要舒适得多，我只羡慕他们一件事：朋友。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也没有和我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而且，要说去交朋友的话，嗯，我又有些害羞。此外，还有另一个问题：有些事情在我还只有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迹象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下午。安妮女王广场上的宅邸都是毗邻而建，所以经常能看到我们的邻居，要么是在广场上，要么是在他们屋后的庭院里。在我们家一侧住的一家人，家里有四个女孩，其中两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她们经常在自己家的花园里跳绳或是玩捉迷藏，一玩起来似乎就是几个小时，当我在家庭教师老菲林先生的密切监督下坐在讲堂里的时候，常常能听见她们嬉戏的声音，老菲林先生有一双浓密的灰色眉毛，还喜欢抠鼻子，不管从鼻孔深处抠出什么东西来，他总会仔细研究一番，然后偷偷地吃掉。

那个特殊的下午，老菲林先生离开了房间，我一直等到他的脚步声渐渐听不到了，才放下我的算术题，起身走到窗前注视隔壁宅邸的院子。

这家人姓道森。道森先生是一位国会议员，我父亲是这么说的，道森先生几乎从不掩饰他那张阴沉的脸。他们家的花园高墙环绕，不过，尽管花园里的树木、灌木都长得枝繁叶茂，鲜花盛开，从我家讲堂的窗户里仍然能看见他们家花园的一部分，所以我能看见道森家的女孩子们在外面玩耍。这次她们改玩跳房子了，她们用玩铁圈球的木槌在地上摆了个临时的线路，看起来她们玩得并不是很认真，也许那两个年长的女孩正在教那两个年幼的女孩游戏的要领。我看见一团模糊的发辫和粉红色的绉褶套裙，她们又叫又笑，我偶尔还听见一个成年人的声音，可能是个女佣，她在一片低矮的树荫下面，避开了我的视线。

在我看着她们玩耍的时候，我的算术题就无人搭理地留在了书桌上，突然间，其中一个年幼的女孩，可能比我小一岁左右，抬起头来，看到了窗台边的我，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我倒吸了一口气，然后非常犹豫地举起一只手挥舞起来。让我惊讶的是她对我报以笑容。接着她唤来了自己的姐妹，四个人聚在一起，兴奋地伸长了脖子，用手遮住阳光望着讲堂的窗户。我就像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站在那里——除了这个展品会动会挥手，而且还因为尴尬略微有些脸红，但即使如此，我依然感觉到了某种感情绽放的温暖柔和的光芒，那或许就是友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