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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吧，一切仇恨都被逐尽，

灵魂恢复了它本来的天真，

最终认识到了灵魂就是自娱，

就是自我安慰，自我警惕，

它甜蜜的意志将是天国的意志，

纵然每一张脸都怒气冲冲，

每一个多风之处都吼个不停，

或每一只风箱迸发，她依然自怡。

——威廉·巴特勒·叶芝，《为我女儿的祷告》

现在我们生活在科罗拉多。1982年春天，我受邀来到这里山间的一所学院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坊。后来我又回了东岸一趟，把阿姆丽塔接了过来。短期的访问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定居。我们把埃克塞特的房子租了出去，包括所有家具在内，但那九幅画我们带了过来，现在它们就挂在小屋粗糙不平的木墙上。1973年买的那幅杰米·韦思小型油画挂在光线最充足的窗边，刚开始的几个月，山间光线的质感迷住了我们，阿姆丽塔和我开始尝试画油画，当然，作为初学者，我们都相当笨拙。

以波士顿的标准来看，学院的硬件设备相当原始，薪水也很低，但我们住的房子曾是游骑兵的营地，透过宽大的窗户，可以望见北边一百多英里外白雪皑皑的群峰。强烈而明澈的光线照得山峰的轮廓清晰得近乎疼痛。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穿着牛仔服，阿姆丽塔学会了在泥泞的雪地上开四轮驱动的野马。我们想念大海，也想念我们的朋友和海滨文化的种种好处。现在，离我们最近的镇子在山脚下，离学校足足有八英里，在夏天的旺季，镇上号称共有七千居民。镇上最高级的餐馆名叫“LaCocina”，在西班牙语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厨房”。要想出去吃晚餐，那么我们可以在必胜客、诺拉的早餐角、盖里烤肉和州际公路上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卡车休息站之间挑选。夏天阿姆丽塔和我经常光顾风味冰淇淋店。在新的市政中心落成之前，镇里的图书馆开在一辆清风房车里面。这里距离丹佛大约三小时车程，冬季两头的山口都会关闭一段时间。

但这里的空气格外清新，早晨我们总是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就像重力也随着海拔的升高减弱了一样。白天光线的质感远非愉悦可以形容，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恩赐。疗愈的恩赐。

上一个秋天，阿贝·布龙斯坦去世了。当时他刚刚完成冬季号的编辑工作，那期杂志登载了安·比蒂的一个短篇，阿贝在步行前往地铁站的路上突发心肌梗死。

阿姆丽塔和我飞回去参加他的葬礼。葬礼结束后，我们和其他吊唁者一起去了他和母亲同住的连排屋里喝咖啡，老太太招呼我和阿姆丽塔跟她一起走进阿贝的房间。

三面墙的大部分空间都放着顶天立地的书架，让狭小的房间显得更加逼仄。布龙斯坦太太已经八十六岁了，她坐在床边，看起来虚弱得连支撑自己的身体都很困难。房间里还残留着阿贝招牌式的雪茄味和皮革封面的气味。

“这边请。”老太太说，她递给我一个小小的信封，手稳得惊人，“亚伯拉罕让我把它交给你，罗伯特。”她低沉的喉音年轻时一定相当迷人。现在，岁月削去了她声音里的光华，虽然措辞精确，但听起来只是很舒服而已。“亚伯拉罕要我亲自把它交到你手里——照他的说法，如果实在不行，我就亲自去科罗拉多找你。”

要是换个时间，弱不禁风的老太太搭便车穿越草原的画面准能让我会心一笑，但现在，我只是点点头，拆开信封。

1983年4月9日

博比——

如果你读到了这封信，那么说明近期我们俩都没遇到什么值得激动的事情。我刚刚从医生那里回来，虽然他没有叮嘱我别买播放时间太长的唱片，但他也没打算卖给我任何长期的证件。

我希望你（和阿姆丽塔？）不要为了我而打断任何重要的事情。我是说，如果那个你称之为家的穷乡僻壤真能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嗯，在我写信的时候，那还是你的家。

最近我修改了自己的遗嘱。现在我正坐在老朋友马德·哈特住处附近的公园里抽着雪茄，打量那些早早就穿上了吊带衫和短裤、拼命说服自己春天已经来临的姑娘。今天的确挺暖和的，但还没暖和到让她们不起鸡皮疙瘩的地步。

要是妈妈还没跟你讲的话，那我现在告诉你，在我的新遗嘱里，我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了她。所有东西，但不包括原版的普鲁斯特，保险箱里与各位作者的通信文件，以及《他声》的所有权益、荣誉、执行主编的职位和微不足道的银行账户。我把这些留给了你，博比。

现在，请稍等一下。我可不想被别人指责，说我把一份沉重的担子挂在了你无忧无虑的波兰脖子上。只要你觉得合适，你大可把杂志转让给别人。如果你觉得应该把它交给别的更有责任感的人——那么请自便。我会把这些事情全权委托给你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