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坦贝克受奖演说

感谢瑞典学院发现我的工作配受这份最高荣誉。

我内心或许怀疑我比我敬重的其他文学家更配接受诺贝尔奖，但无疑我为我本人获得它而感到高兴和骄傲。

按照惯例，这份奖金的获得者应该就文学的性质和方向发表个人的或学者式的评论。然而，在这个特殊时刻，我认为最好还是考虑一下作家的崇高义务和责任。

诺贝尔奖和我站立的这个地方深孚众望，迫使我不像一只谢恩致歉的小耗子那样叽叽吱吱，而是满怀对我的职业和历代从事这项职业的优秀匠师的骄傲感，像一头狮子那样发出吼声。

那些苍白无力而冷峻苛刻的教士在空虚的教堂里诵唱连祷文，文学不由他们传播。文学也不是供那些隐居修道院的上帝选民，那些缺乏热量、绝望无聊的托钵僧消遣的游戏。

文学像言语一样古老。它产生于人类对它的需要。除了变得更加需要，它别无变化。

诵唱诗人、吟游诗人和作家并不互相隔绝和排斥。从一开始，他们的功能，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责任，都已由我们人类作出规定。

人类一直在通过一个灰暗、荒凉的混乱时代。我的伟大的前驱威廉·福克纳在这里讲话时，称它为普遍恐惧的悲剧：它如此持久，以致不再存在精神的问题，唯独自我搏斗的人心才似乎值得一写。

福克纳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人的力量和人的弱点。他知道，认识和解决这种恐惧是作家存在的主要理由。

这不是新发明。古代的作家使命没有改变。作家有责任揭露我们许多沉痛的错误和失败，把我们阴暗凶险的梦打捞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利于改善。

而且，作家受委托宣示和称颂人类既有的心灵和精神的伟大能力，面对失败不气馁的能力，勇敢、怜悯和爱的能力。在与软弱和绝望进行的漫长战争中，这些是希望和竞争的光辉旗帜。

我认为，一个作家如不满怀激情，相信人有可能达到完美，那他既无献身文学的精神，也无列入文学队伍的资格。

我们处在认识和操纵物质世界某些危险因素的长河中，目前的普遍恐惧产生于这一长河的先头浪潮。

确实，其他层次的理解力尚未追上这一伟大步伐，但没有理由猜测它们不能或不会迎头赶上。事实上，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正是作家的责任。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光荣历史，坚定地抵御自然的敌人，有时几乎面对不可逆转的失败和灭绝。在我们有可能取得最伟大胜利的前夕，如果放弃阵地，那是怯懦和愚蠢的行为。

可以理解，我一直在读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传记，书上说他是个孤寂的、富有思想的人。他成功地释放了炸药的能量。这些能量可以造福，可以作恶，但它们不会选择，不受良心或判断力支配。

诺贝尔看到他的发明被人滥用，造成残酷、血腥的后果。他甚至可能预见到他的研究的最终结果通向极端的暴力，通向彻底的毁灭。有些人说他变得玩世不恭，但我不相信。我认为他竭力想发明一种控制物，一种安全阀。我认为他最终在人的头脑和人的精神中找到了它。在我看来，他的想法清晰地展示在这些奖金的类目中。

它们用于不断拓展对人类及其世界的认识，用于理解和交流，而这正是文学的功能。它们还用于展示高于其他一切的和平的能力。

在他死后不足半个世纪中，自然之门已被打开，选择的重负可怕地落到我们肩上。

我们已经夺取了许多曾经归于上帝的权力。

满怀恐惧，毫无准备，我们已经僭取了全世界所有生物的生杀大权。

危险、光荣和选择最终取决于人。人是否能达到完美，考验就在眼前。

已经取得上帝般的权力，我们只能从自身中寻找以往向神祈求的责任和智慧。

人本身成了我们最大的危险和唯一的希望。

因此，在今天，使徒圣约翰的话完全可以译成这样：最终是言词，言词是人，言词与人同在。

（黄宝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