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　进退不是非取即舍（第3/4页）

从整个社会来看，当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自然也会产生一种超越物质的需求。这个时候，才是爱的开始。慈善公益的发展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一味地宣传“大公无私”，鼓励“见义勇为”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扭曲的价值观。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会去爱别人、爱社会呢？反过来，只有当帮助别人成为自己的需求，而且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时，公益、慈善、爱才真正具备了推动的基础，而不是作秀。

公益行动不是“搞运动”

我们从来不缺“公益行动”—中国人搞运动习惯了，整套流程都很在行—我们更需要的是爱的感受和需求。骨子里没有爱，行动也只不过是空壳化、荒漠化的行动。

我们应当让更多参与者心中升起帮助他人的需求。刚开始或许略显形式主义，甚至有些空壳化，但是没关系。只要目标清晰，可以逐渐向壳里注入实实在在的内容。

另外，就算公益事业目前在中国进展缓慢，请不要急着骂。批评是应该的，改正也是应该的。但是稍有纰漏就要遭遇谩骂，中国的慈善之路就长不了。当你陷于一个不敢出任何差错的境地，还能发挥多少优势呢？这是一个社会的容错能力。

作为媒体人，当然也应该具备容错能力。我不能明明看到问题而不指出来，但是请记住，尽管我提出批评，却依然以建设者和陪伴者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起。

慈善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就会立即达到我们所期待的高水准吗？不会。

第一，很多事业的发展可参照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慈善也不例外。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1978年拉开大幕的，发展到第十四个年头，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才逐渐形成，“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第一个要借鉴的就是“敢于试错”，同时要包容。

第二是要自主。我们说“自主创新”，重点不在“创新”，而在“自主”。有自主才能有创新，不自主就不创新。科学家都听处长的，中国不会有自己的乔布斯。中国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当然有条件出乔布斯，但是制度要改。那么多聪明脑袋，被一个智商没那么高的人管着，能创新吗？

第三，尝试一段时间后，一旦取得成绩就迅速确立模式。1988年党代会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代会确立了市场经济，1997年最终确立了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中国经济改革走过十八年，经历了尝试、宽容、自主、法律确立，最后慢慢成型。

如果，我们将2008年定义为“中国公益慈善元年”，到现在刚刚走过几年，已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慈善总会有问题，红十字会有问题，宋庆龄基金会有问题……

这些公益机构爆发的问题，起源于2008年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慈善意识都得到启蒙，启蒙之后开始向外捐资，更多人成为公益的股民。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地震……随着捐款人群的扩张，大家开始关注这些钱用到哪儿去了。媒体报道和网络信息的快速更新，也起到了跟踪和监督的作用。

发现病症是治病的前提，不满意就要改造它。在种种争议中，中国公益慈善以一种比想象更快的速度在改革，这是进步。人类历史上没有实现过不打折扣的理想，打折扣的过程中，也打掉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是不是每一个搞慈善的人，都明白自己未来十到二十年间的使命呢？

我个人认为，从历史角度看，从2008年开始的二十年，是中国公益建章立制的发展阶段。建立多少公益机构、帮助多少人，都不是最重要的结果。下一个二十年才是壮大的二十年。

那么，需要政府思考的是，在这建章立制的二十年，什么可以“不急”，什么应该“着急”。

建章立制要着急，一是涉及慈善立法问题，二是涉及立法之后的执行问题，理念和立法应该成为这个阶段的重要工作。

我个人认为，公益机构必须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量公益机构严重缺乏人才，我不好深说了，得罪人。公益机构领导者平均年龄太大，已经过了能把一件事情干好的最佳年龄了。当然，太年轻也难以胜任。我们需要三四十岁的中坚力量，最有冲动干劲，也最有经验。

针对公益机构的人才培训也很薄弱。前不久，我刚给中国公立公益机构做了第一次新闻发言人的培训。2003年，国新办启动“新闻发言人培训”，我从第二期开始做老师，从省级到市级，几乎涵盖了各个部门，唯独没做过慈善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今天这些机构暴露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缺少媒体沟通经验，缺少与公众对话的经验。北师大有一个“公益研究院”，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科班，对慈善结构的组织管理者进行培训或轮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