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
在西乡揭竿之前的明治十年一月,东京警视厅被划入了内务省管辖,名字也改成了东京警视本署。
对于我们这些巡查而言,虽然都是事不关己的事。可毕竟那时候算上萨摩的下级武士,整个组织里不仅有我们这些公募招来的士族,还有江户的同心或是番太郎一类的,整个就是大杂烩,因此就算只是暂时的内务省役人也还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原本一个个都对“警察”这个职业抱有各种疑问,这下既然知道是风风光光的官员,至少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部署变动我也四处打听过,那些什么职务需要啊为了预算什么的,任谁一听就知道是胡乱找的借口罢了。
只要大久保内务卿一声令下,我们就必须立即行动。对于深知萨摩兵的强大,又对百姓军队不抱期望的大久保而言,我们才是他最需要的战斗力。
再说了,身为文官的大久保无法对作战指指点点。他能做的,也只有向前线送去一万警察官精锐这件事了。
我们也等得挺不耐烦的,估摸着差不多该是时候了。
没想到第二个月西乡就行动了。上边立即将东京警视本署的警察官编制成了别动第三旅团。川路利良被任命为旅团长,不过虽然叫旅团骨子里还是军队,为了让他不至于与其他指挥官有差别待遇,又给了他一个陆军少将的头衔。
听着就挺随便的吧。说开了就是因为刚建成的军队靠不住。
编制刚一下来,我就从一等巡查被晋升为了警部补。这要是在军队里的话,算是哪个阶级来着?从职务上说是一个小队的半队长,负责指挥手下十来个巡查。军曹?充其量就是个曹长吧。
当时我就想啊,果然败者没有前途可言。我二十岁时当的新选组副长助勤兼三番队长,那可是跟将校不相上下了呀。结果到了三十多岁却成了个半队长下士官。
我是没什么要出人头地的想法,可是想到赢了的那些人里西乡吉之助当了陆军大将,大久保一藏做了内务卿,人斩半次郎还成了桐野少将,连川路正之进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旅团长,能不窝火么。
西乡殿终于反了,这对我们而言是应该庆幸的事,可从那时起我心里那种焦躁就没停过。
先遣队是二月出发去的九州。随后也不断有其他队伍跟进,但我们这边却一直没动静。警察官的人数本来就少,相应的工作强度也就更大了。
苦等之后却被晾在一边儿。能不郁闷吗!
当时出勤是三组三换,比如早八出勤晚八换班后,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就是休息。也就是说在早晚八点的大轮班后,可以休息一整天。
可人数减少之后,三组三换就成了两组两换,谁受得了啊。上半日休半日,没有假期。况且那时已经是按战时编制的半小队在轮换,戊辰败者组就全凑一块儿了。一个个都是掩不住的焦躁,哪里还有心工作。
不论愿不愿意听,战况还是在不断传进耳朵。什么坚守熊本城的镇台兵英勇奋战啊,什么天王山的田原坂陷入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啊,听着那些属于警视局拔刀队的赫赫战功,我真是巴不得提上刀就冲出去。
就算是大西乡率领的三万精兵,归根结底还是整个日本国对一个萨摩的战争。结果显而易见,理应也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那要这么说,会不会根本就轮不到我们出场呢?部下的巡查们一个个都郁闷消沉着,最堕落的恐怕还要数我自己了。不管当班还是不当班,我都是以酒度日。在这次的等待中,我感受到了恶意。仿佛有人在阻止新选组的幸存者去报戊辰之仇。似乎还有人在我耳边说,没被砍头就该谢天谢地了。当然,这些不过都是我的臆想。某一天,我正在筑地派出所喝得昏天黑地的当儿,上司大警部来视察了。那就相当于军队里大队长的少佐吧。勤务中的分队长竟然抱着个五合德利,按理说关禁闭是跑不了的。就算拿到军法会议受审也是无可厚非。那时派出所可不像现在这样小打小闹啊。十二个人的小组交替执勤,可以说相当于一个分署了。
大警部大人名叫萩原某,是个萨州人。年龄在当时也就三十不到的样子。从他没带其他人突然造访这点来看,说不定是只是专门来打探我的情况而不是真来视察的。
巡查的武器是三尺棒,而我却在制服的腰部绑了漂白的棉布,把真刀插在了里面。警察官佩军刀是后来才有的规矩,当时的我就其实算擅自带刀了。
倒也不是一群人在喝。喝倒了的就我一人,部下那些巡查都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着。
要说大警部,算是我上面再上面的职位,平日里根本就没什么接触。还以为免不了被怒叱一顿,谁想萩原那家伙竟莫名大笑起来,然后避开部下们蹲到了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