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的脑子里一切都混淆模糊起来。往日的一幅幅画面在一片稀薄透明的糨糊中乱绞在一起，又渐渐分开，膨胀，变成彩虹色气球的形状，似乎处于破裂的边缘。我一下子惊醒了，心跳不止。周围的寂静更增加了我的不安。通过麦克风传进房间的“远方”协会报告人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刚才，这个单调的声音和后来放映的纪录片音乐——很可能是关于太平洋的电影，因为有夏威夷吉他的呻吟——给我催眠，于是我睡着了。

我已经记不清遇见尼尔夫妇是维尔库来尼斯之前还是之后的事了。我极力搜寻记忆，想理出一些头绪，然而无济于事。我怎么也无法分清这两个事件。再说，也算不上什么事件，根本算不上。“事件”这个字眼不合适，它应该指突然的惊人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切都是平静地，以几乎令人觉察不到的方式发生。就像地毯慢慢地织成，或者像大道上的人群从我们面前缓缓流过一样。

晚上六点钟光景，我们坐在昆尼咖啡馆四面玻璃的大厅里。路灯褐色的光亮跳跃着。已经是夜晚了。我们等待着，但并不明白在等待什么。我们和那些年复一年地在这些街座上等待的成千上万的人一样：那是一些逃到自由世界的避难者、流放者，有英国人、俄国人及“地中海宫殿”里摆赌做庄的科西嘉人。有的人四十多年就没动地方，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的桌子上以神经质的动作喝茶。还有那个钢琴家，从什么时候起，他每天晚上从五点到八点坐在大厅深处的位置上弹他的乐谱？我曾好奇地问过他。“一直就是这样。”他告诉我。模糊的回答。好像因为知道得太多而故意掩盖危险的秘密似的。看来，他是个像我和希尔薇娅这类的人。每次他看见我们进来，都做出一个会意的表示：友好地点点头，或者用力弹出几个和弦。

这天傍晚，我们待的时间比以往要长。顾客渐渐地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们和钢琴家。这是第一批吃晚餐的人到来之前的片刻清静。侍者们已经摆好了铺着餐厅专用纸的餐桌。而我们，我们不知道怎样消磨这个晚上。回到圣安娜公寓？去看福罗木的晚场电影？还是就这样等待下去？

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桌子旁边，他们并排坐着，面对着我们。他的神色是漫不经心的，穿着黄鹿皮夹克，脸上苍白消瘦，好像刚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或者四十八小时没睡觉一样。而她则正相反，十分讲究：她的发型和化妆使人觉得她是出门参加晚会的。她穿着一件毛皮大衣，大概是貂皮的。

一切都是以最平常、最自然的方式发生的。似乎是过了一会儿，尼尔先过来向我借火。在街座上除了他们和我们没有别人，他们明白快要关门了。

“怎么，我们连喝一杯都不行了？”尼尔微笑着说，“没人招呼我们啦？”

一个侍者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向他们的桌子，我记得尼尔要了一杯双份咖啡，这更使我相信他很久没睡觉了。在大厅深处，钢琴师反复敲着几个琴键，大概是在检查他的琴调子准不准。还没有一个人来吃晚饭。在大厅里，侍者们等待着，一动不动。而这个钢琴的调子也是一成不变。外面，海滨大道上飘着雨。

“这气氛可真不怎么样啊！”尼尔发表议论道。

她在他身边吸着烟，静静地。她对我们微笑。尼尔和我们开始交谈：

“你们住在尼斯？”

“你们呢？”

“是的。你们来这儿度假吗？”

“在尼斯，下雨天可真没意思。”

“他不能换个曲子吗？这调子让我头痛……”

尼尔站起来，进了大厅，向钢琴师走去。他的太太仍然向我们微笑。当尼尔回来时，我们听到了“夜间生人”的曲调。

“对你们口味吗，这支曲子？”他问我们。

侍者端来了饮料，尼尔建议我们和他一起喝一杯。于是希尔薇娅和我坐到了他们的桌子旁边。在此用“相遇”这个字眼和“事件”同样不合适。我们并没有遇见尼尔夫妇，是他们自己钻进我们的网子。即使那天晚上尼尔夫妇不出现，那么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也会有别的人出现。几天以来，我和希尔薇娅老是待在这些人们经过的地方：旅馆接待厅、酒吧间，要不就是海滨大道上的那些咖啡馆……现在看来，我觉得我们自己织成了一张巨大无形的蜘蛛网，等着有人钻进来。

他们俩都穿着一件外国式样的风雨衣。我终于开口问道：

“你们是英国人？”

“我是美国人，”尼尔回答，“我太太是英国人。”

“我是在蓝色海岸长大的，”她纠正他的话，“所以并不完全是英国人。”

“而我也不是地道的美国人，”尼尔又说，“我在尼斯住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