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漫长的旱季 12

八月的时候，葡萄的气息像一股暖暖的洪流，从窗户涌进。但是葡萄却成熟得不均匀，外表紫了，里面还是个硬硬的绿球。苹果也很快地掉落了，在干硬的草地上摔裂了口子——金色的夏苹果变成了黏糊糊的棕色，野生酸红苹果摔在地上露出了白色的果肉。小溪早已断流，林子里一片衰败的景象——败叶和枯藤又干又脆，一碰就变成了灰。有时，安静的凌晨还凉爽一些，但是炎热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太阳也一如既往地灼人，红色的李子像雨点一样落在干草末儿上。有些地方，蝗虫过后只留下了野草的杆子，就像是苍白肌肤上的印子。玉米秆像一具具黄色的骨架。园子里大多数的植物都死了。就连土豆都黑乎乎的，好像是用火烧过一样。黄瓜皱成了一团，皮上满是褶皱。西红柿都烂掉了，只剩下苍白的、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表皮。青豆像是被漂白过一样，没有了颜色。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热的风，热的光，热的夜晚，热的白昼。干涸的池塘和河流，缓慢地、仔细地扼杀任何胆敢发芽的植物。只有柳树还活着。

有些时候，我也想像桉树一样蜷缩成一团，有时我也想尖叫。无法忍受了，我告诉你说！热风中、灼热的阳光下、干燥的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田野都呈现出苍白的颜色。

我看见早些时候黄花弱弱地开着，就像是沿着篱笆墙撒的黄色花粉，而且我记得，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倒退一百年都是这样——满眼的黄花多得都够人畜食用了。但是现在这些日子，能看到的仅仅一片模糊的黄色，能想起的只有土豆、枯萎的田地还有凯琳越来越严重的迷茫。八月份，学校开学的时候，她又回去教书了，但是好像还是不确定她到底想要什么，而且由于无法达到或做到她自己也不大清楚的事情，她变得暴躁而沮丧。

就在看起来不会有更糟糕、更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厄运再次降临了。

一天早上，霍顿家打来电话。问我们能不能给凯琳的学校捎个话儿，让惠特·霍顿回家。他们说，他叔叔死了。干草卷扬机坏了，刚好砸到了他。天啊，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去告诉惠特快回家。

去学校的路是那么的漫长，当我在尘土中跋涉几英里的时候，有时不禁会想，如果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可以偶尔享受一下稀疏的树荫，那么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地传播死亡的消息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快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正午的骄阳下跋涉，仅仅就是为了让惠特早几个小时知道，知道这无论是对他还是对别人都没有什么帮助的事情？如果有人死了，通常在他们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就要把这痛苦的消息告诉最爱他们的人，好像那些见证死亡的人甚至妒忌旁人那半个小时的不知情。而且我了解惠特·霍顿的叔叔，如果说卷扬机倒了把他的脑袋砸成了血葫芦，那也是因为他醉得不成样子，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哪里，而且至少现在，斯特拉可以少养活一个人。不过现在，至少会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华莱士，这位一生都不进教堂，甚至对教堂避之不及的人，会和霍顿家族的其他人一样，待在家族那个丑陋的、像个蹲伏的怪物一样的墓碑下面。

没有理由急着去报信。沃利无论如何也跑不了了。按现在算，还是有好几个小时可以让惠特看到他叔叔被砸烂的头，听到各种版本的事情发生经过。回到那会儿，当沃利还活着，在自己和仔细思考之间造一堵隔音墙的那会儿，我们应该着急。只有当那个人的脑袋被砸烂，懒散的心永远停止跳动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行动。我不知道这对于惠特来说意味着什么——假期？在同伴当中出风头？还是早餐时由于肥胖的老沃利没了胃口而多分得一片面包？有一次格兰特说起他时，称他为玉米地里的好肥料。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我们恐惧或祈祷的事情不让人吃惊，那些没有缘由也无迹可寻的事情才让人手足无措。但是，一切不都是如此吗？假设是格兰特死了呢？那会是什么样子？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因为我真的在意，甚至只是偶然动一下这个念头，都会让我的心变得像现在的大地一样枯萎。

林子里已经没有了叶子和下层林丛。洋槐光秃秃的满是尖刺，而且被蚱蜢啃得白乎乎的一片，喇叭花藤上的叶子掉光了。玉米地呈现出十一月下旬的景象。

学校院子的草地蒙上了一层灰尘，破败得就像是一个个鸡窝。被太阳直射无影的窗子上满是沾满污垢的手印。我悄悄地走了过去，站在门口。自从今年开学以来，我们家还没有人来过凯琳的学校呢。很难想出一个办法来学校，又不让凯琳怀疑是在监视她。如果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毫无理由地来，只是想听听她上课，对她来说没有比这更粗鲁而可疑的了。但是她这个月表现得更加糟糕了，我们不禁担心她，不知道她在学校做得怎么样。八月的早些时候，她愈发焦躁。格兰特去镇上卖牛奶时，她随着去了几次。但是她不理会我们的提醒，耽搁了他回家的时间。离开农庄的那一段时间，她也没有高兴起来。她说镇上也没什么特别，就是没有牲口棚而已。学校刚开学时她好像有些高兴，但很奇怪的是，她不愿意提起自己在学校教什么。一开始时，她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孩子们娱乐的事情，但会板着脸坐在那儿，好像正在脑子里再回放孩子们的戏剧和朗诵。“我得做计划。”她总是这样说，然后眼睛就盯着空气，忘记了她说过的话。她拒绝告诉我们在学校的情况，孩子们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学习。我看见他们在学习。就这些。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想知道什么？屋子里什么味儿？谁踢了谁一脚？霍顿家的孩子有多笨？也许你们希望我把他们拉屎的事儿都画个图表！”说完她就走了，拒绝再说话。母亲开始显得焦虑和沮丧，好像她身上的某种东西又回来了，已经越来越难以安静下来。她看着凯琳，知道除非凯琳自己说漏嘴，否则，无论怎么努力和她谈话或是想知道些许事情真相都是徒劳。“你该过去一趟，看看她在学校都干些什么，”她对我说，“找个理由在她工作时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