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有趣的自述

谌容

一

关于我自己，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愿写。

多年来我奉行这样的原则：谢绝采访、谢绝上镜头、谢绝上封面、谢绝介绍创作经验。为这，我得罪了很多不辞辛劳的记者、得罪了很多可尊敬的编辑，也得罪了很多热心的爱好文学的朋友。我常常因此而自疚，但又没有别的办法。

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没有什么个人的秘密。如果需要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公开，包括我的身世，我的经历，我的家庭，我的遗憾。可是，有这个必要吗？

这也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谦虚。我并不具有这种高贵的美德。我非常自信，很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常常为此受到批评。

这更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创作的诀窍不能外传。我在创作的路上走得很苦。我不敢说有什么创作经验，更不相信我的“经验”能帮助别人打开文学之门。

我只是认为，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写出作品来。读者关心的是你的作品，不是你的家庭，你的经历，你的脾气。作品中包含了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自然也包含着作者对创作的探索、包含了作者的个性。读者需要了解的，尽可以从作品中去了解。除此之外，一切都可以说是多余的了。

坚守这道防线，我“击退”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也遭到过很多次的失败。或者为了很好的朋友，或者为了工人，或者为了农民，我只好退却。但我还是尽可能少说一点。我以为就是这一点儿，也已经太多了。

然而，世上确实有这样的“能人”。他们没有访问过我，能写《谌容访问记》、《谌容在农村》、《谌容谈创作》。有的送我“审阅”，被我扣下了；有的未经我同意，竟自发表了。到后来，以讹传讹，许多不实之词，弄得人啼笑皆非。

抗议吗？都是好意。怎么能抗议呢？我只剩下沉默。

现在，我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要出《谌容研究专集》。作为一个作者，我属于人民。我的作品，属于社会。我不能拒绝别人研究。既然不能拒绝别人研究，我也不能拒绝向人家提供资料。我不得不再一次退却，并且不得不退得更后一些，我想到那些见之于文字的和未曾见之于文字的讹传，也许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的生平，我的写作，明明白白地写出来，或许有益于我的作品的研究，至少可以澄清一些误传。

于是，我来写这篇并非得已的自述。这里没有轶闻，没有趣事，有的只是严峻的生活。它只供研究之用。对于那些茶余饭后喜欢议论文人逸事、特别是女作家逸事的人来说，这绝非什么有味的文章。

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今后再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

二

“祖籍四川巫山，生在湖北汉口，长在嘉陵江畔和长城脚下，浪迹天涯海角，当过工人，上过大学，搞过翻译，任过教师，被别人改造过，也‘改造’过别人，现在是个专业作者，或曰作家。”——倘问我的简历，如此而已。

三

我从来没有到过巫山，至今不识故乡的面目。只是在很小的时候听说，老家在巫山县的大山中，祖父有不少土地，想必是个地主。

父亲毕业于中国大学，解放前在国民党北平、重庆、内江等地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任过庭长，院长等职务。

母亲是河北保定人，毕业于河北女子师范高中。曾任教师，不过，她教书的时间很短。

公元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我降生在多难的中国。（我的生辰日月，直至前年我母亲来北京小住，适逢中国新闻社记者来访，和老人闲谈中才搞清楚，她说，“我这个女儿是民国二十五年阴历八月十八日生的，不到一岁就‘七七’事变，抱着逃难至四川。”）

关于我的童年，一九八一年岁末，在广州时曾同《花城》编辑部的同志谈起，想写一组散文。后来写成几篇，（两篇底稿给编辑同志看过）。其中有一篇《童年的记忆》，可以说是这组散文的开篇。

我是这样写的：

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连绵不断地逃难中，在光怪陆离的“大后方”度过的。

黄金一般的童年时代，去得那样匆忙，竟不曾在我心中留下些许美好的回忆。襁褓之中，由楚入川。稍知世事，由川西平原来到川东乡间，寄居在层层梯田环抱着的一个寂寞的坝子上。生活就像那里的冬水田一样静静的，没有涟漪。

我多么希望从记忆的深处去搜索童年的诗情。哪怕只是半点天真的欢喜，一缕浪漫的幻想，也可以让我去细细地咀嚼其中的甘苦，寻觅那消失在远处的生活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