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

到北京后，我先是住在北大小南门外。两个月后，北大的扩建计划使那片平房沦为废墟，于是我搬到了西门外的挂甲屯。我的行李只有一只箱子，一只背包。我希望简单的行李能让我的生活也变得简单。我更多把自己看作是流浪者，而非求学者。流浪和阅读都能让一个人变得丰富。为考试而读书是我深恶痛绝的。我乔装成一个求学者，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园子里继续挥霍青春。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这是苏曼殊的青春，我很喜欢。据说挂甲屯里以前出没着很多诗人，现在只有上学、考研和准备出国的学生来去匆匆。好日子都是属于以前的。我低着头，提防手中的烧饼被风沙吹脏。单车刚骑了两个星期就丢了。我得提前二十分钟去听讲座。生活自然很实在，就像烧饼和风沙一样，而我想我们总该寻找一种方式向自己提醒生活的广阔和美，向自己提醒生活依然值得信赖和好奇。

在这个越来越体制化的时代，北大依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这使她周围聚集起了很多边缘人。他们也在北大的食堂吃饭，在北大的课堂自习或听课。运气好些的，或许还能混到图书馆或学生宿舍里。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想要祝愿这些异乡人万事如意。这是一句俗不可耐的祝愿，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漂泊者的艰难。为了一张课程表，他们也许要吃上许多莫名其妙的苦头。据说有的人为了考研，在地下室里住了好几年。我耳闻的那些人当然最后考上了，苦尽甘来。不过更多的人我想是没考上的。他们收拾行装离开这座园子的时候一定都很沉默。大半年前曾有人约我写本关于北大边缘人的书。我相信在这些风尘仆仆的人们里有着许多精彩的故事，而认真考虑过后，我想还是算了吧。精彩的故事不一定非要公之于众。而一方面我也担心我的记叙会令他们丰富的形象变得苍白。生活远远比我们的想象要曲折动人。

到北大不久后，我弄到了一张图书证，是一个小伙子在路边捡来的，借给我用。证件上那哥们长得和我三分形似。不过没关系，进图书馆只需要把证件拿出来晃晃就行了。可后来我还是没能晃过门卫的眼睛。他让我把证件递给他仔细看看，然后问我学号，学号就在证件上，可我忘了，于是没收。于是大半年时间我只能在校外的几个书店里晃荡，直到我弄到第二张图书证。可好景不常，这张图书证只伴随了我一个星期，就被偷走了。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我看着书睡着了，被风吹醒后只见人影一晃，然后就只有门斜斜地开着。小偷卸了我的窗子，然后伸手进来开门。那是一个身手敏捷的小偷。不过我想他一定非常失望，因为开门后，他除了看见昏睡中的我，一定也看见了满桌乱七八糟的书。事后我不见了一条裤子和一顶帽子。裤子里有一点钱，房门钥匙和图书证。我没有搬家，尽管小偷有了钥匙后下次再来就不用卸窗了。我只希望他再来的时候能把图书证还给我，这对他毫无用处可对我至关重要。而君不再来。后来我在床角找到了我的帽子，而裤子就此永远消失了。我怎么也想不通小偷为什么会偷我的裤子——那是一条肮脏的裤子。后来有人告诉我很多人爱把钱包放在裤袋里。

而门卫为何会特地检查我的证件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我已渐渐习惯不去问那么多为什么了。很多事情莫名其妙地发生又过去了。很多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又消失了。我们只能不断地适应生活，并继续与之周旋。后来我就再没进过图书馆。本来背一串学号也能进去，可我不愿玩这把戏。北大的图书馆真的很大。李嘉诚1000万美元的捐助使它成为了亚洲第一大大学图书馆，藏书超过700万册。我知道那里面有许多我心仪已久而无处可寻的好书。它们就像武功秘笈一样静静地沾满尘埃。而我也知道好书是读不尽的，而且我越来越喜欢到大讲堂看电影或去南配殿看录像了。那些或优或劣的影片有时会令我深深沉溺。很多个冬天的夜晚，我昏头昏脑地从南配殿出来，天正飘着绵绵小雪。这也正是自习学生从图书馆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擦肩而过，他们回宿舍，我回我的小屋。

北大的老师上课大多不点名，逃课在这里很方便。这使懒鬼不会被关于点名的噩梦惊醒，也使某些有特殊性情和禀赋的学生能率性为之。也许许多老师都不得不承认，大部分按时听课的学生都只是平庸之辈，而在那些游荡于课室外的学生里或许还有几个天纵之才。然而除了某些极冷僻的专业外，北大的多数课堂里都会有旁听生来填充由逃课生留下的空隙，这也使课堂显得非常拥挤。北大历来有默许外校生旁听的传统。许多旁听生早早赶来课室占位，后到的正式生反而没有座位。由此一些课上明确地提出让旁听生留出前几排座位，以保证正式生的出勤。我每次都会坐在最后几排。这样除了避免尴尬外，碰到不好听的课，还可以偷偷溜走。我听的课并不多。印象深的有钱理群、洪子诚、吴晓东诸位先生的课，从他们的课上我获益良多。钱老师2003年退休了，这成了许多后进北大的学生的遗憾。钱老师讲起课来非常投入，有一股浑厚的气势。他使你不知不觉就进入他的语境中。他牵引着你，同时逼着你不断思考。钱老师头很大，讲得满头大汗是常有的事。我想在许多次忘乎所以的时候，他一定把什么都给忘了，包括额上的汗珠是否该稍微擦擦。课室里只有他的声音和思考在不断地回旋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