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冤家命定

艾米把她的一生经历告诉给洛诺夫只是一年以前的事。一天晚上她歇斯底里地哭着，从纽约的皮尔特摩旅馆打电话给他；他勉强才弄清楚，那天早上她独自从波士顿坐火车去看一出戏的日场演出，打算晚上搭火车回去。结果她没有回去。出了剧院以后，却去旅馆开了一个房间，进去以后就在那里“躲着”不出来了。

那天午夜，洛诺夫刚刚完成了他的夜读后上了床，接了电话就上了汽车向南开去。四点钟的时候，他到了城里，六点钟的时候，她已告诉了他她到纽约来看的戏是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改编的，但是等到她能够稍有头绪地说清楚她同这出百老汇新戏的关系时，已是上午九、十点钟了。

“不是因为这出戏——要是只是我一个人，我是很容易把它看完的。是因为同我一起看戏的人，一汽车一汽车的女人不断地开到剧场门前，身上穿着皮大衣，脚上穿着贵重的皮鞋，手上拎着贵重的皮包。我想，这不是我来的地方。广告牌、照片、大门篷，这些我都可以看得惯。可是这些女人吓坏了我——还有她们一家的人，她们的孩子，她们的家。我心里想，还是去看电影吧，或者上博物馆去。但我还是拿出票来，同她们一起进去了，结果当然发生了意料中的事。这是必然要发生的。这就是，在那里的女人都哭了。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最后，我身后一排有一个女人尖声叫了起来，‘哦，不能这样。’因此我跑到这里来了。我要一个有电话的房间，可以待到我找到我父亲。但是我一到这里，我就一直坐在洗澡间里想，要是他知道了，要是我告诉了他，那么他们就得在每场演出后到台上去宣布，‘请观众们放心，她仍活着。大家不用担心，她逃了性命，她现在二十六岁，一切都很好。’我就要对他说，‘你一定要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以外谁都不让他知道。’但要是他被发觉隐瞒呢？要是我们两人都被发觉隐瞒呢？曼尼，我不能打电话给他。我一听见那个女人叫‘哦，不能这样’，我就知道我不能打电话给他。我就知道情况一直就是这样：我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对谁来说，我都已死了。”

艾米躺在乱糟糟的床上，身上紧紧地裹着一条毛毯，洛诺夫则默不出声，坐在窗边一张椅子上听着。他一进这间没有上锁的屋子，发现她坐在空澡盆里，身上仍穿着她那套最好的衣服和最好的大衣：穿着大衣是因为她不停地发抖，坐在澡盆里是因为这地方离窗户最远，窗户在临街的二十层楼上。

“多么凄惨，你一定会这么想。真是开玩笑。”她说。

“玩笑？对谁开玩笑？我看不到有什么好笑。”

“我告诉你这个。”

“我仍旧不懂。”

“因为这像你的一篇小说。一篇E.I.洛诺夫的小说……名字叫……唉，你知道叫什么好。你知道怎样用三页稿纸就把故事说完，一个无家可归的姑娘从欧洲来，因为聪明，可以旁听教授的课，听他的唱片，弹他女儿的钢琴，几乎在他家中长大，后来有一天，流浪儿长成了妇人，出去自立了，有一天她在皮尔特摩旅馆随口说……”

就在她又这么发作的时候，他离开他的座椅，到她床边坐下。“是的，”他说，“随口说。”

“曼尼，我不是疯子，我不是发神经病，我不是想引人发生兴趣、模仿你的艺术——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亲爱的朋友，”他答道，他的胳膊现在搂着她，把她当作一个孩子似的轻轻摇着，“如果这都是这么——”

“唉，爹爹，这真的是这样。”

“那么你把我的拙劣的艺术抛在很远很远的后面了。”

这就是艾米单独去科特剧院，坐在痛哭失声无法劝慰的观众中间，看了著名的《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在纽约演出的第二天早上说的故事。这就是这个有着动人的容貌、迷人的口音、巧妙的辞令和（根据洛诺夫的看法）有着洛诺夫式的耐心的二十六岁年轻女子想要他相信的故事。

她在战后改名为艾米·贝莱特。她改用这个新名字并不是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必要——而是，照她自己当时所想的，要忘掉她的过去。她曾经昏迷了几个星期，先是在一个肮脏的营房里，同别的生病挨饿的被囚者在一起，后来在一个临时凑合的简陋“病房”里。党卫队集中了十二个垂死的孩子，放在一间有十二张病床的屋子里，给他们身上盖着毛毯，目的是为了使向贝尔森进军的盟军相信集中营生活的舒适。十二个孩子中有几个在英军到达时还活着未死，就给送到了一个陆军野战医院。她在这里终于苏醒过来，对护士的话有时明白，有时糊涂，但是不肯张口说话。她不哭也不闹，却弄明白了自己是在德国的一个什么地方，还不满十六岁，一家人都死了。事实就是这些，现在你就去理解这些事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