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与肩膀/

一

1915年，贺拉斯·塔博克斯13岁。就在那一年，他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考，在恺撒、西塞罗[1]、维吉尔[2]、色诺芬[3]、荷马、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化学的几门考试中都获得了A等——优秀——的好成绩。

两年后，当乔治·迈·柯汉[4]正在谱写《在那里》时，贺拉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两年级班级里的尖子，正着手准备以《作为荒废的学术形式的三段论法》为题的论文。在蒂耶里堡战役[5]期间，他坐在书桌边考虑着是否要等到满17岁再开始写关于《新现实主义者对实用主义的偏好》的系列论文。

不久，有个报童告诉他战争结束了，他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皮特兄弟出版公司将推出新版的斯宾诺莎[6]的《论理解力的提高》[7]。战争也有它本身的好处，它使年轻人学会了自立，诸如此类，不过贺拉斯觉得他永远也无法原谅他们的校长，因为在那个暂时休战的夜晚，他竟然允许一支管乐队在他的窗下吹吹打打，造成他在《德国的唯心主义》这篇论文里遗漏掉三个极为重要的句子。

第二年他去了耶鲁大学，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

那时他17岁，高高瘦瘦的，灰色的近视眼，从他那惜字如金的话语里透露出来的都是超然物外的腔调。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在和他说话，”狄林杰教授告诉一个要好的同事说。“他让我觉得我是在和他派来的代表说话。我总是在等着他说出这么一句：‘好吧，让我先问一下自己再说。’”

接着，就像贺拉斯·塔博克斯会变成屠夫比夫先生[8]或服装经销商哈特先生[9]那样不足为奇，生活插了进来，抓住他，调教他，折磨他，把他像周末下午廉货柜台里的一卷爱尔兰花边一般摊开。

如果要按照文学的方式来表述，我就该说那都是因为在过去的殖民时代里，艰苦的拓荒者来到了康涅狄格[10]的一个荒原，他们互相质问，“那么，我们该在这里造什么呢？”而他们中最坚强的一位这样回答：“让我们造个小城，让剧院经理们可以在这里安排上演音乐喜剧！”至于后来他们如何建造起耶鲁大学，并在那里上演音乐喜剧，已是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了。总之在一个12月，喜剧《霍姆·詹姆士》在舒伯特剧院开演了，所有的同学们一起要求玛西娅·梅朵加唱，她唱了第一幕里的一首讲述一个笨胖子的歌，最后还跳了支摇摆的、颤抖的、欢腾的舞蹈。

玛西娅19岁。她没有戴翅膀，但观众们大多同意她不必戴翅膀。她天生是个金发女郎，走在正午的街道上她都不用化妆。除了这一点，她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女人来得优秀。

查理·穆恩答应给她五千支培美牌香烟，如果她能够钓到贺拉斯·塔博克斯这个不凡的天才。查理是谢菲尔德[11]大学的四年级学生，他和贺拉斯是表亲。他们意气相投，也彼此关照。

贺拉斯那天晚上特别忙。法国人洛里埃无法理解新现实主义的重要性，这个想法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事实上，他对书房门上那一记轻轻的、分明的敲击声的唯一反应，就是使他想到如果能做到充耳不闻那么任怎样的敲门声都是白搭。他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向实用主义靠拢了。不过在那个时刻，尽管他还不知道，他是正在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奔向与实用主义背道而驰的某种命运。

敲门声又响起来——过了三秒钟——敲门声再度响起。

“进来，”贺拉斯不假思索地说。

他听见房门一开一合，可是，他坐在炉火前的大圈椅里俯身看书，连头都没抬一抬。

“把它放在隔壁房间里的床上，”他心不在焉地说。

“把什么放在隔壁房间里的床上？”

玛西娅·梅朵的歌声很美，但她说起话来就像唧唧呱呱的竖琴。

“洗好的衣物呀。”

“不行。”

贺拉斯在椅子里不耐烦地动了一下。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衣物呀。”

“哼！”他粗暴地答道。“那你该回去拿呀。”

贺拉斯面前的炉火正对着另一张安乐椅。他习惯在黄昏时坐那把椅子，作为沉思和改变的一种方式。他把房间里的一把椅子叫作贝克莱[12]，把另一把叫作休姆[13]。他突然听见一个声音，一个身影沙沙地、柔柔地在休姆上坐下来。他抬头望去。

“好吧，”玛西娅带着《哦，公爵喜欢看我跳舞！》第二幕里的甜美微笑说道，“好吧，奥玛尔·哈亚姆[14]，我就在你身旁，在荒野里歌唱。”

贺拉斯茫然地望着她。他的心头一时间起了疑惑，怀疑她只是他想象出来的一个幻影。女人们不会随便进一个男人的房间，随便地坐在男人的休姆上。女人应该为男人拿来干净的衣服，应该在街车上坐在男人让给她的位子上，应该等男人成熟到懂得分寸的时候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