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以南 《雨》大陆版跋

我的小说在大陆出版简体版并不是头一回。由王德威、黄万华两位教授主编，二〇〇七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列入“新生代作家文库”的《死在南方》，共收长短不一二十一篇小说。但另有六篇是“存目”，只有标题没有正文，那是审批时被要求抽换掉，而我坚持至少在目次里保留的标题，至少留个痕迹。换言之，那二十一篇中，有六篇其实是后来补上的，用以替换那六篇被抽掉的。至于那二十一篇的内文是否和繁体版一样，我就不知道了，因我没工夫去逐一核对。尔后偶尔见到有人引用，心里都有几分怅然。

那是北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大本营。

当年我们的父祖辈离开的地方，即是北方的南方。

在中国当代的学术分类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往往被归属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这位置，当然也是个价值位序。一般而言，除了极少数的专业读者（华文文学的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很难想象大陆读者会对马华文学感兴趣，尤其是纯粹文学上的兴趣。再者，除了极少数例外，“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品不太可能唤起大陆读者的审美感受。这不纯然是詹明信八〇年代企图藉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来为“第三世界文学”（包括鲁迅）辩护时谈到的“似曾相识”（在西方早已展现过的形式、形态、手法、写过的题材，不友善的读者会认为那是一种无谓的模仿）——也即是学界常论及的现代性时间上的迟到问题——马华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问题，位阶甚至还要更低一些，前者经常是连文学的基本功都成问题的。有些论者认为那是资源不足的问题（“南方的贫困”），但实情可能更微妙些。

身处中文文学“世界体系”的边缘，自二〇年代诞生之始，马华文学即深受中国现代文学影响；三〇年代左翼文学（及论述）的支配，甚至一直延续到七〇年代。“反映现实”的教条局限了文学想象、文学视野，以致作品普遍欠缺文学的感觉，文字也嫌过于粗糙。持那些信仰者普遍认为，低技术要求的写作便足以“反映现实”，浅率的文字更宜民便俗。艺术的要求似乎被认为毫无必要，其实也做不到。那样的作品当然吸引不了任何大马境外的读者，对国内有鉴赏力的文学爱好者也毫无吸引力。然而，五、六〇年代后崛起的新的世代，多深受港台文学影响（极少数有能力直接经由英、法文汲取资源），甚至经由留学台湾，逐渐形成了一支寄生于台湾文学内部的马华文学，自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潘、商后来返马）、张贵兴、钟怡雯、陈大为等。我自己也是这系统的一分子。

然而对某些人而言，这长期在外部的离乡写作，未免不够“本土”，有“台湾腔”。甚至因其中某些成员已落户台湾，而主张应将他们驱逐于马华文学之外，这暗示了在中国的学术分类里，马华文学的位置何以居于台港之外（以“暨”做隔离），主要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国籍——新加坡文学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因一九六五年的建国而突然有的名分。那其实是二十世纪华人的全新体验，尔后也将是界定华人身份的元素之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国之肇建，让华人——华文(语）——中华文化前所未有地结为一体，且以后二者来界定前者，那也是华文文学成立的契机之一。华语(文），中华文化（“选择的传统”），华人，华文文学，都是“现代发明”。为解决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降低新兴民族国家的疑虑，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不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华人入籍印尼（印尼、马来西亚均采出生地主义），或回中国。民国以来，以血缘来界定孩子国籍身份的做法受到了挑战，承认双重国籍对那些民族国家更是一大困扰。中国表态后，不得不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人，就必须面对民族国家这全新的处境。

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是近代华人移民的衍生物。对应的背景是诸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自身从帝国转向现代国家，南洋群岛在二战后纷纷自欧洲帝国的殖民地独立建国。直接的效果是，国籍这全新的事物必须面对，华人的中国侨民身份也随之改变，被迫在中国和居留地之间做选择。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被迫切分是一种全新的处境和体验，但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化策略总是带着同化的暴力，相当部分的华文文学因此负载着生存挣扎的痛苦。这种痛苦，不足为外人道，但也不是所有同乡能理解。教育背景或价值立场的差异，让华人必然分化为好几大类，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不易取得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