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又一个年底，李学军被团里确定转业了，理由是他是全团年龄最大的副营职干部，又没文凭，干到头了。李学军苦干苦熬了这么多年，也够了。这次桂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她没再挽留李学军。团党委定的事，她想挽留也没用。

李学军最大的理想是在城里找一份工作，从农村出来的，城市对农村人永远有着诱惑力。那一阵子，桂花一起同李学军跑工作，两人从没这么齐心过。有关材料复印了若干份，这个单位送一份，那个单位留一份。不幸的是，这些材料都泥牛入海了，找上门去问时，人家说，李学军年龄偏大了，又没文凭，不好用。他们从机关跑到企业，又跑到了公司，没有一家单位肯用李学军。

那些日子李学军的心情挺灰暗的，他自己也没料到，转眼就是一个没用的人了。由于找工作的时间超过了时限，在城里又没找到一家接收单位，李学军的档案关系便被转到老家那个县的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老家政府也是物尽其用，很快便通知李学军工作有了着落，他被安排到老家那个乡当副乡长。副营职军官，当个副乡长，也没算屈才。

在回农村还是留在城市，李学军和桂花又发生了冲突。按照李学军的意思，全家回农村去，自己好赖也是个副乡长，生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桂花坚决不同意，既然进城了，她就不打算回农村了。她的理由是，不考虑自己，也该为孩子考虑，在城里孩子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后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两人吵了一次，又一次，后来就不吵了，各自想着心事。

终于，在最后的报到期限内，李学军回老家去当副乡长了。

桂花和孩子留在了城里。部队的房子是不能住了，桂花便带着孩子租了间地下室，自己又在一家私人诊所找了一份工作。她给别人打工，孩子上学，艰难的城市生活开始了。

李学军回到乡里，似乎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工作和生活。他在电话里对桂花说，我要在乡里盖四间房子，把你们娘俩接回来。

桂花说：“你盖就是八间房我们娘俩也不回去。”

桂花似乎适应了这种两地分居式的生活，本来他们随军后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就不长。孩子似乎早就习惯了没爹的生活，该上学上学，该吃吃，该喝就喝，很茁壮地成长着。

不久，副乡长李学军告诉桂花四间房子盖好了，就等他们回去了。

桂花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便把电话挂上了。

李学军到城里来了一趟，辗转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桂花租的那间地下室。李学军一走进地下室，便没鼻子没脸地说：“这是人住的地方么？这简直是猪窝。”说完摔门就走了，他打的士，直奔乡里，他要回去住那四间新房去。

从此，李学军很少来电话了，桂花也从不给李学军打电话。他们就像两股道上的车，在各自走各自的路。

桂花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在私人诊所里，桂花认识了一个患风湿病的老板，这是个很大的老板，姓朱，据说朱老板要是打个喷嚏全城的人就得有一半人感冒。可惜的是，朱老板患上了风湿病，各大医院都跑过了，就是治不好，或者说没什么效果。最后朱老板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就来到这家小诊所，让桂花给他治病。朱老板每次来桂花先是给他针灸，然后又是药疗什么的。没过多久，竟有了效果。朱老板来小诊所的次数就更勤了，他把再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桂花身上。有时没人的时候，他躺在治疗床上会抓住桂花的手，满眼内容地对桂花说一些感激的话。

从那以后，他经常请桂花出去吃饭，桂花也不拒绝。朱老板每次都说：“桂花，你给人家打工，可惜了，要不你给我当私人医生得了。条件，你提。”

桂花每次都摇头，朱老板也不好说什么。

有时饭吃得晚了，朱老板就送桂花回去，他们双双坐在车后，有时朱老板把一只胳膊伸过来，搂住桂花的肩膀，桂花也不动。

有一次，朱老板一定要到桂花家参观，结果走进了那间地下室，朱老板连连摇头，感叹桂花的生活，同时也钦佩桂花的人品。

生活中多了一个朱老板，桂花觉得和李学军的生活更遥远了。有时一年半载的也想不起他来了，她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好。

突然间有一天，李学军出现在桂花面前，他神神秘秘地把桂花拉到一个没人的房间，又插上了门，桂花不知他要干什么。李学军又去脱裤子，桂花刚想走出去，结果她就看到了她不愿看到的一幕，李学军患了性病。李学军很无奈地说：“桂花这次算我求你了，帮帮我。我现在在竞争乡长，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事，只有你能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