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在遗忘中生存

1

母亲挂掉厨房墙壁上的电话，走向我的房间。这是一个温暖而潮热的傍晚，我们的房子是没有空调的半个双层公寓。她离开厨房，伴随着父亲客厅里风扇的声音，一路走过长廊。

通过长廊时，她本能地停在一个桌子前，对着圣母玛利亚雕像一边嘀咕着一小段祈祷文，一边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上帝保佑。”我一直不知道她在祈祷什么，当然她有太多的请求。

小门厅里有一个咖啡桌，上面陈列着旧时发行的《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母亲觉得上面的图片很漂亮舍不得丢掉，所以叠放得越来越多。她想要去环游世界，时常充满渴望地看着这些图片。在我出生的前一年，父母搬到了美国，而母亲就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她的余生。她继续爬上陡峭且狭长的楼梯，到达顶层，经过另一个摆着陶瓷的圣约瑟夫像和圣母玛利亚像的小桌子时，她稍停一下，嘀咕着相同的祈祷，画了一个十字，经过洗手间并走进哥哥们的房间。我的哥哥们，麦克（Mike）5岁，艾利克斯（Alex）6岁，正各自在床上玩着玩具。我喜欢麦克，但是却害怕艾利克斯，我总是尽可能地离他远一些。这是我4岁生日的那个夏天。

走过哥哥们的房间，母亲拨开充当房门的帘子，坐在我的小床旁边。我的房间里一目了然：一个单人床、一个梳妆台和一些嵌入式的架子。我们住进来的时候，母亲骄傲地告诉我这将是我一个人的房间，我不必与哥哥们共用。最初我很高兴，但是这个房间在房子的尽头，离父母的房间很远，没有门也没有暖气，而且墙上有一个可怕的窗子，从洗手间就可以透过窗子看见我的房间。

我原本可以住父母卧房旁边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有暖气，也有通往室外的窗子，但它一直都空着。我总是疑惑它为什么不是我的房间。如果我住进了那个房间，我可以锁上门，母亲可以听到父亲对我做了什么，或者我可以向窗外的路人呼救。但是我的房间在房子的背面，没有门，暴露、孤立，并且还有一个可以让任何人站在浴室就可以窥视我的窗子。

母亲并不常来我的房间，今天下午她有话要跟我讲。她是用西班牙语跟我讲话的，西班牙语是那时的我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奥尔加（Olga），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以后我不能天天在你身边照顾你了。”一股恐惧和惊慌冲击着我的身体，我知道父亲禁止她去工作，我担心她，也为自己担心。母亲要起身的时候，我问她原因。她说：“因为你父亲只会说西班牙语，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父亲向母亲大吼，他说母亲是个女人，应该在家里照顾孩子，而不是出去说英语或者工作。母亲向他恳求：“我们需要钱，亚历杭德罗（Alejandro）。我们要付房租，我们甚至不能支持日常生活了，你希望孩子们可以去天主教学校，这需要花很多钱。”父亲愤怒地摔门而去，第二个星期母亲开始上班。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如果你不会说英语，又不愿意从事服务行业，例如保安、洗碗工，那么你就无法找到工作。所以我父亲很少有工作，他谎称自己是博士（doctor），别人问他是否是医生（doctor）时，他会说自己是国际关系的博士。

父亲说谎成性，甚至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比如他跟谁说了话、做了什么事、午餐吃了什么。我经常看着他用一些令人困惑的方式扭曲事实，例如，我们总是在3月28日为他庆祝生日，直到他去世，我才知道6月12日才是他的生日。有几次他失踪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谎称去海外工作，但最后他都是身无分文地回到家里。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51岁了，我不太知道他之前的人生经历，尽管我听过一些关于他的故事。他说他曾经是《萨尔瓦多新闻报》（El Salvadoran Newspapaer）的记者，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作时与母亲相遇。他们在阿根廷工作时有了艾利克斯，在波多黎各工作时生下麦克。之后他在古巴报道了卡斯特罗（Castro）的革命，他告诉我到美国的原因是卡斯特罗控制了政权，必须尽快离开。他说他是肯尼迪政府和罗斯福政府的助手，是拉丁美洲事务专家。我曾经告诉别人，我父亲是个记者，虽然我从来没有发现他做过记者或者政坛副手的迹象，但是那时我相信父亲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父亲几近秃顶，只有头的两侧有灰白色的短发，头顶仅有的几根头发被梳到后面。他手上和胳膊上已经长出老人斑，脸上有皱纹，但是他总是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指甲也总是修剪得很好。我学着观察父亲每一个表情，我查看他的嘴和胡子在脸上的位置，仔细听他说话的声音和速度，通过这些来辨别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