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那晚的实验室，灯光很暗。一台电脑正在播放派特·麦席尼（Pat Metheny）[1]演奏的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2]的曲子，雅格布·安内瑟（Jacopo Annese）医生坐在密封的生物安全间里，手里握着一把小刷子，刷着一块大脑切片。切片漂浮在一个黑色塑料盘中的盐溶液里，看起来就像是寿司餐厅里的一片生姜，只是餐厅的人不会给生姜染色。安内瑟拿起刷子，熟练地刷刷碰碰，轻轻地展开了切片。切片的轮廓开始显露出来，即便不是像安内瑟这样的神经解剖学家，人们也可以认出那是什么，从哪个器官上切下来的。

他很喜欢这样的夜晚，助手给他准备好了所有他需要的东西——编号的样本容器、刷子、空的玻璃片，然后助手离开，留下他一个人与音乐和工作相伴。

安内瑟慢慢地将切片放到玻璃片上，玻璃片一半都沉在盘子里，他侧过头，从不同的角度盯着它看，检查切片放置的方向是否准确。直接看着玻璃片时，左半脑肯定在右侧视野中，这就好像盯着这颗大脑主人的眼睛一样。尽管大脑大体上是对称的，但又不完全对称，安内瑟很熟悉这颗大脑的形状，以及它那微妙的不对称之处。切片中央通常会有一块拱顶状的神经组织，而在此切片上，则是换之以两个洞，两半大脑各一个。安内瑟额外注意，尽量不拉扯到洞口的边缘，不使洞口变形，他费力地用刷子尖端刷着洞口的粗糙外围。这两个洞具有一种历史性，显得额外珍贵。安内瑟可不想因为成为第二位亵渎这颗独特大脑的医生而出名。

几次尝试之后，安内瑟开始把玻璃片拉出盘子。在受训成为一名科学家之前，安内瑟是名厨师，他经常用厨艺类比他的解剖技术。他说，组织学的艺术很像烘焙，两者都需要慎之又慎，也需要一点即兴创作的空间。很快，玻璃片以及上面的切片就被安全地放到了加热器的表面上，要在那里干燥整晚。

安内瑟拿来另一个冷冻剂小瓶，上面的编号是451，他扭开瓶盖。在他把下一块切片放入盘子里前，他转过头对我微笑。

“看看我要做多少工作才能整理好你外祖父当年留下的这些东西！”他说道。

有些事情是亨利爱做的。

他喜欢养动物。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Bickford Health Care Center）就是他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第一片乐土，那里有四十八个病人、三只猫、四五只鸟、一群鱼、一只兔子、一条叫做萨迪（Sadie）的狗。亨利在中心的后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坐在轮椅上，兔子趴在他腿上，萨迪蹲在他旁边。

他喜欢看着火车驶过。他的房间，133号，就在保健中心的最远端。从房间的窗户往外看去，他每天都能看到火车驶来驶去，美铁（Amtrak）公司的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对面街上的老造纸厂那栋废弃的红砖楼。

他喜欢填字游戏。他经常花上几个小时玩那些填字书籍。许多科学论文都写到了，亨利对字谜游戏有着长达六十多年的酷爱，尽管在晚年，他很难再玩字谜游戏了，但还是会玩一些简单的找字游戏。

他喜欢看老电影。鲍嘉（Bogart）[3]与白考儿（Bacall）[4]那个时代的电影，比如《非洲皇后》（African Queen）、《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我们称这些电影为古典电影，尽管它们对于亨利来说并不古典。当他要求看这些电影时，护士或侍从人员就会放录像带。电视机对他而言并不新鲜，电视技术就是他那个时代开始发展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如何使用遥控器。

他喜欢和人们聊天。他会给别人讲故事。他会一次又一次地说着同样的故事，但是每次讲的时候都保持着同样的激情。当人们问起他是否还记得他们之前见过时，他总是给出肯定的回答，他觉得他们之前就是朋友，他们一起上过高中。即便是在对这些事情的不确定让他感到沮丧时，他仍然表现得很礼貌、很愉快，也很顺从。当科学家们来找他，带他去实验室时，他从来不会拒绝。当护士让他吃药时，他总是按时服药。只有少数几次，他拒绝了，护士们都知道一种让他配合的简单方式。这个伎俩被用了十几年，护士们都互相传授。

“亨利，”一位护士说，“斯科维尔医生坚持让你马上服药！”

他会毫无例外地服从。

这种伎俩直到亨利去世都很有效。斯科维尔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和亨利之间也有十多年没有联系，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斯科维尔在亨利的一生中仍旧是个权威形象，因为在我的外祖父威廉·比彻·斯科维尔（William Beecher Scoville）医生移除了亨利大脑中那很小、但非常重要的部位之后，亨利的一生就停滞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