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她被带入了大海（第6/7页）

在手术那天，她会经常观察潘菲尔德的行为。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非要待在手术室里，只是觉得那很有意思。她会挤过一条通向第二手术室旁听席的狭窄走廊，第二手术室位于二楼，也就是潘菲尔德的首选展示台。旁听席很窄，一扇大玻璃窗前有三排木制长椅，从那里可以俯瞰到那个所谓的手术室。席间几乎总是挤满了病人和来访的医生，他们前来观摩大师的技法。这里还有一名叫赫伯特·雅斯佩尔（Herbert Jasper）的电生理学家，他的脑电图仪装置在听众席的正前面，用来接受潘菲尔德置于病人大脑表面的传感器信息。雅斯佩尔会将这些信号进行转译，再将转译后的内容响亮地传回给潘菲尔德，以帮助其操刀。此外，还有一个秘书转录着潘菲尔德的观察，以及病人所做的报告。而对米尔纳来说，这是最吸引人的环节。即观察和倾听病人对自己大脑手术的回应。

潘菲尔德迅速而灵巧地使用着电极，通过给病人激起的反应来作为手术的引导，因此他总是可以确定运动皮层和躯体感觉皮层分别的位置，以确保他不会无意中导致病人的瘫痪或是永久麻痹。他也会用类似的方法定位并辨别其他所有重要的目标，比如说听觉皮层，因此他也不会令病人醒来以后变聋或是产生其他什么缺陷。接着他继续深挖，去寻找自己直觉和电信号共同告知他的那些病人的致病区域，并且去摧毁掉它们。席上的观众往往会在手术结束时鼓掌，而后潘菲尔德会盥洗干净，而病人将由护士推去术后恢复室。

几天后，肿胀一消退，米尔纳就会再次面见病人，她打开笔记本并再次进行她的测试。

然而几个月来，她都一无所获。

她面见并且测试了几十个病人，亲自观看他们的手术，之后又进行再测试。手术几乎对一切都有改善。术前测试期间，米尔纳越来越对被病人发作打断感到习以为常，这些发作会表现为言语抽搐、身体乱动或者瞬时的眼神恍惚。手术之后这些症状会减少甚至几乎消失。至于潘菲尔德手术的其他变化（那些她来到“神经”想要发现的变化）却似乎太过微不足道，或是用她的方法并不可测量到。或者说，它们真的不存在吗？这真的可能吗？切除这样一个庞大的大脑中心区域，真的对病人毫无影响吗？

米尔纳认为，这里的难题之一就是潘菲尔德的手术是单侧的。也就是说，他只切除了病人一半的边缘叶。而另一半球毫无疑问地补偿了大部分的缺失，这也使得缺陷的发现更加具有挑战性。而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潘菲尔德并不会去对功能还未知的大脑结构进行双侧切除。他认为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就像在和病人玩俄罗斯赌盘。或许他们只会缺失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说嗅觉。但他可以证明这种风险的正当性吗？

如果他们失去了更加重要的东西呢？

米尔纳深谙这一点。她研究的是人类，不是实验小鼠或者黑猩猩，动物可以任意地被牺牲掉。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病人，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的使命是让他们变得更好起来。严格来说，他们的次要角色才是作为研究对象，米尔纳深以为，即使科学的突破再诱人，也不能够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然而，这实在很令人挫败。一个个病人，一次次测试，一天天过去，却几乎没有明显的进展。这并不意味着病人都不关心和在乎他们自己的权利，也不意味着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哪怕很小的突破。其实是有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她在去了解他们的过程中获得了满足。譬如说，有一位来自安阿伯市（Ann Arbor）的23岁银行职员，在9年的慢性神经运动型癫痫过后，他的医生将他送到了蒙特利尔。他疾病的起源尚不清楚，不过可能跟他在10岁时染上麻疹有关系。他发作的模式很奇怪，他会突然停下手边的事，然后一直说“是是是”，根本没有任何预兆。他会慢慢把头向左转，脸也会朝左扭，而眼神是空洞的。“而接下来，”布伦达·米尔纳说，“他就开始出现舔舌的动作。”

在手术之前，米尔纳对银行职员进行了一整套测试，她又观察了手术，然后重新进行测试。手术后两天，病人患上了失语症，他不能讲话，一侧的脸向下耷拉着，好像他患有面瘫一样。在米尔纳的记录中，失语症和面瘫都只是一种“过渡”，他们和所有大脑手术之后的颅内肿胀都是一样的。这些负性症状很快就消失了，手术后三天，他似乎就恢复了大部分的能力。那天，她所做的其中一个测试，是让他凭着记忆再造她呈现给他的四个几何图形，早在六天以前，也就是手术的三天前，米尔纳就给他看过一次。他将其中三个都完美地复现出来了，这个完成度，即使对于不是刚刚做完“切除了左额叶前部沿侧表面5厘米，底部6.5厘米的区域”的手术的人，也是足以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