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必须去尼亚加拉看尼亚加拉大瀑布（第2/5页）

当然，这些夹子很有可能是安全的。一位同我外祖父一起工作的神经外科医生告诉科金，他相信外祖父在给亨利做手术时用的这些夹子，都是来自于一个叫做科德曼与舒特莱夫（Codman＆Shurtleff）的生产商，这家公司也制造了外祖父订制的环锯。在给科德曼与舒特莱夫公司打了一通电话之后，结果发现他们在50年代早期销售的夹子基本都是由银或者钽制成的，而这两者都是非磁性的，一篇文献综述也写道，在核磁共振扫描时，这些非磁性的夹子不太可能加热到某个危险的温度。可能也存在着风险，很难想象毫无风险，但是团队也决定，即便有风险，扫描也值得一试。因此，在1992年5月，在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马蒂诺成像中心（Martinos Imaging Center），亨利躺在一副担架上被送进了核心磁场达15特斯拉[1]的核磁共振仪，磁块旋转发出的噪声灌进了他的耳朵，噪声太大以至于导致他永久耳鸣。亨利没有表达不舒服。很明显，他脑子里的夹子也没有变动，没有升温。科金之后说，她根本不认为会有风险，一点儿都不担心。

而在相邻房间的一扇沉重的大门背后，科金和她的同事盯着一台电脑的屏幕，激动地看着亨利大脑的横截面幽灵般地开始显现，自我外祖父在40多年前给亨利切了一刀之后，这副图像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视野。在这40多年中，科学家们对亨利做了无数次实验，积累了人类研究被试中数量最多的临床数据。突破性的一次研究，就试图把他们所知的亨利的遗忘症以及其他缺陷，与亨利的脑损伤联系在一起。最终，他们有机会看到，并测量这些损伤，而不是依靠着我外祖父对损伤大小的猜测，也不是看着更加原始的神经影像技术造出的那些模糊图像。在对外祖父的手术对亨利的大脑造成了多大影响进行测量的十几年之后，科学家们拥有了最好的机会，来亲眼看看这些损伤，也就是带来这些影响的源头。很偶然，扫描所得到的第一份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些损伤似乎基本上没有外祖父在术后报告中所估计的那么广泛。外祖父在报告中称，他损毁了亨利的整个双侧海马结构，距离将近8厘米，而核磁共振的图像显示，大脑两个半球都至少保留了两厘米的海马组织，左半球保留的组织比右半球还更多一些。扫描也显示，亨利的小脑，也就是脑干上方那块负责运动机能和协调性的结构，萎缩成了很小一块，这很可能是亨利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服用的抗癫痫药物带来的结果。此外，外祖父的抽吸导管还损毁了亨利的大部分嗅皮层，这应该可以解释他的发音问题，以及区分不同气味的困难，后者被广泛地记录在档案中。

科金和同事看到这些扫描结果，显得非常兴奋，然而他们也多少感到失望。当时，核磁共振是一种神经影像学技术的艺术，然而它也有局限性。分辨率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人类的大脑基本上包括100万个神经元，而核磁共振扫描图像的分辨率仅有65000像素。包含着整个神经元丛，以及轴突和树突的区域被缩减成了几个像素。

你可以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来测试一个人，给他测验、喂养、刺激等等，从而提出各种理论来解释你的发现。你也可以把这个人放进一台核磁共振机，研究那些你屏幕上出现的模糊图片。然而依偎在骨堡中的大脑，却不会轻易地交出它的秘密。

最终，科金知道，要真正理解我外祖父给亨利的大脑切的那一刀的维度和影响，就必须再给亨利切一刀。

1992年11月13日，也就是第一次核磁共振扫描的6个月之后，亨利接待了两位来自比克福德的访问人员。其中一位爱德华·麦圭尔（Edward McGuire）是位律师。另一位叫做托马斯·穆尼（Thomas F Mooney）。他们两人来拜访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麦圭尔判断，穆尼是否能成为亨利的保护人候选人，保护人这个角色能够让穆尼合法地掌控亨利的医疗等其他事物。当人们处在一种脆弱的状态，比如说痴呆、精神分裂、智力障碍，或像亨利那样的遗忘症时，这些问题使得他们无法为自身的幸福做出决策，这时就需要一位保护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就扮演着实际的保护人。亨利的父亲10多年前就去世了，而他母亲也在1980年去世了。在这次会面的前12年，亨利没有任何一位合法的保护人。苏珊·科金以及麻省理工的律师们，都在担忧这个问题。

他们担忧的核心就在于知情同意的原则。这项原则在20世纪一直在缓慢演化，时常受到一些恐怖事件的推动，比如40年代纽伦堡审判上记录的那些事情，或是60年代塔斯基吉梅毒试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的启示。到了1992年，人们达成了一致，除了合乎法律规范之外，与人类被试一起工作的科学家们，必须确保被试完全理解并且同意他们所参与的任何实验。当研究被试处在一种理解实验有困难的情况时，知情同意必须从其父母、合法保护人那里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