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我的名字叫爱德华多

梦境将会被控制，惩罚将会到来。

——让·谷克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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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黄楼街区的街道最深处，那并不是一个适合成长的好地方。乞丐们耍着小聪明过日子，妓女们在美国士兵离开后便都失业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贫苦人整日赖在家里敞开大门听着收音机。偶尔会有人走运了，开了一家肉类熟食店，或者一家咖啡吧，或者搬家离开，但无论你搬去哪里，所有人都认得出你是黄楼街区里的一个。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我离开那里已经太久了，但直到今天，在街上认出我的人依然会称呼我为来自黄楼街区的爱德华多。

在右眼得青光眼之前，我父亲是瓦莱考迪纳地区的一名火车司机。他每天凌晨四点钟醒来，奔向火车站，启动电力火车，等待着要前往贝内文托的通勤乘客。在五点五十分的这趟车上平均会有八名乘客，晚上十八点零一分的那趟也是这个数字。每天他在贝内文托-那不勒斯这条线路上来回奔波。有些早晨，如果那八名乘客中某个人没有按时出现，他便会谎称火车出现了故障，等着，直到有人开始抱怨为止。绝不能在五点五十分的时候落下某个人在站台上，唐·杰皮诺反复说道，那样太残忍了。然而这么多年来他得到了什么回报？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后来有一次他靠着车门睡着了，火车出轨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有一些碰伤，不过铁路公司的技术员发现了一瓶烈酒，心中生疑。我父亲激动地为自己辩护，和酒精没有关系，他说道，他就是睡着了而已。

幸运的是，那个技术员也出生在黄楼街区。他便开始向我父亲询问一些老友的现状，这个人后来在做什么？那个人后来去了哪里？而唐·杰皮诺被逼着只能说出真相：谁还没有死，或者谁进了监狱，谁并没有多少出息，有人开了一家肉类熟食店，还有人开了一家咖啡吧，而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在最终的报告里，技术员并没有提到那瓶烈酒。

然而，在那次事故之后，乘客们不停地在背后说着他的坏话，在旅途中我父亲听着那些流言蜚语，心中苦恼不已：他们议论他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酒鬼，有人甚至编了故事说他在火车上搞了一个夜间地下赌场。那当然不是真的，但即使用大炮也拦不住那些人说长道短。再说，那些人还说，什么时候从黄楼街区里出来过好东西呢？

他被解雇了。

不久之后，我在街上捡到一只带斑点的猫。我不记得它的颜色了，但它带着斑点。我可不能带一只猫回家，我父亲会把它撵走。我们住在教会预留给贫困家庭的那种廉价出租房里，如果神父们发现了那只猫，很有可能会把我们赶出去，于是我把它藏在了屋顶上。那天晚上我喂了它一些牛奶，当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听着它喵喵地叫着，我无法停止去想它那双饥饿贪婪的小眼睛。就那样想着想着，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第二天我去上学，整个早上我都在想尽办法给它找吃的东西，我的同学们却像往常一样说着蠢话。“它叫什么？为什么你不给它起个名字呢？”

“什么名字不名字的。”我越来越生气地回答着他们，“真正的问题是食物！”

晚些时候，我回到家中，一种焦虑感顶到了我的嗓子眼。我撞开门，看到了谁正在狼吞虎咽着我母亲买回来用以做晚餐的那块牛排。正是它，那只带着斑点的猫。一股愤怒感涌上心头让我失去了理智。我从后面抓住它的脖子，甚至没给它吐出嘴中食物的机会，我去到阳台，把它从五楼扔了下去。喵喵喵，那个可恶的叛徒在飞翔的时候哭喊着。将一个活物从这么高的地方扔下去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没有向下看，我回到厨房，用清水冲洗那块牛排剩下的部分，再用油纸重新包起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母亲打开了门。她立刻打开油纸包装，看到了那块被咬碎了的牛排。她问我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我，除了真相之外想不到任何有效的借口，便沉默不语。她又问了我一次。再一次。就在那个时候，双脚站立在那儿，我开始了一段疯狂的戏剧表演，一段沉默的谎言独角戏，直至今日那都是我的演员生涯里无可比拟的杰作。我屏住呼吸，直到我的脸憋得像圣马尔扎诺番茄那样红，接着我突然扑倒在她脚下，开始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号啕大哭。任何认识我母亲的人都会说我将被她狠狠地教训一顿，然而她却抱住了我的头，轻拍着我，说她感到很抱歉。她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她深信不疑是我因为太饿了，饿到竟然去啃生肉。那天晚上，唐·杰皮诺从咖啡吧回来，我们晚饭吃了那块牛排，我还记得在分牛排的时候，我母亲把被咬碎的那一部分留给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