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最后的朋友 2014—……

问：为什么有时候成长为最优秀的人类的，

是那些曾经迷失过的人，

而非那些在人生中从未迷失过的人。

——纳尔逊·艾格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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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年的沉默之后，美国仔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在贴在冰箱门上的一张黄色便利贴上。

有一个叫利奥的人找过你，说是你的一个老朋友。

他留下了电话号码。

今晚见，吻你。

艾玛

附：谁是利奥？

理论上我本可以很简单地回答那个问题，他也自我介绍说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然而我觉得那种表达太过空洞，并不能准确地表达出利奥在我的生命中占据怎样重要的位置。又或者说，谁知道呢，我在他生命中的位置。

跟艾玛互相留便利贴是我们为了打发时间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尽管我们交往有一年了，但仍处在一种萌芽的状态，我们还没有到那种为了填补激情退去留下的空隙而去互相讲述一天中每一个细节的程度：你去哪儿了，你要去哪儿，你中午吃什么了，和谁吃的。几个星期以来，艾玛选定我的公寓作为她的庇护所，而我则继续按计划让自己养成一些新的生活习惯。我经常慢跑。当我双脚再次踏上那不勒斯的那一刻，我的第一个想法便是：我想要一个带海景的办公室。

每天我都靠着一片具有神奇般舒缓效果的止痛药让自己忘记过去。渐渐地，我和丽贝卡的失败婚姻变成一段褪了色的回忆，那是一段恐怖的回忆，一场噩梦，而我选择了回老家这个最经典的方式去逃避。为了逃离我不得不放弃了双胞胎的抚养权，变成了那种惯常的每十五天里只能陪他们度过两天的父亲。在周中的日子里是工作让我保持忙碌，我创立了一家专门给环境领域的企业提供咨询的小公司。有时候晚上会去我母亲那儿，晚饭后她会给我占星。我们从来不谈论我父亲，我们不知道能谈论什么。

周末的时候在米兰和双胞胎一起对我来说是一种依靠。我们一起在户外度过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街道是让他们成长的唯一像样的地方。我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他们恰好在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好奇的年纪。大的那个，从丽贝卡肚子里早出来一分钟的那个，着迷于跑酷，小的那个热爱画画。我们会去博物馆和公园，没有目的地漫步。他们会利用外表的相像交换身份、意见甚至是怨言。

“爸爸，我的脚疼。”一个说。

“我的不疼。”另一个说。

“我们停一下吧，我求你了。”

“我们继续走！”

街上的行人会对我们微笑。尽管他们有着深色的皮肤，但是和我相像。我们在一起看起来很奇怪。我们走着走着，直到之前喊着要继续走的那个开始脚疼了，或者之前喊着要停一下的那个又想要继续走。

“我就知道，你总是觉得他有理。”

“你总是觉得他有理！”

“我想回家。”

“我不想回家！”

为了信任，我倾向于不挑起战争。我本可以赢的，甚至，在我的律师看来我将会毫无悬念地赢下官司，但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不得不把我家庭里所有带着血腥味的篇章带到法庭上，伤疤将会再次被揭开，痛苦将会再次汇聚成河：难道我们所有人已经遭受得还不够吗？

不存在一个如何成为好父亲的秘诀，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想静悄悄地陪伴我儿子们的生活，尽量不留痕迹。没有任何强加的想法，没有任何干涉，没有任何不符合他们个人生活的计划。并没有什么需要打赢的战争，有的只是需要恢复的伤痕，这是我唯一想要传达给他们的教导。如果我父亲也教过我这一点该有多好。

美国仔之后我就再没有过朋友了。并不是没有机会去结识，尤其在同事之间，但我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只停留在一种直接而肤浅的交流上。在我们面前，时间早早地就收紧了它的发展前景。

我们涉及的领域越来越专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的节奏迫使我们最佳化休息时间，事业的前途把我们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从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突然间我们的女人们想要孩子、房子，想要稳定。然而我们也想要。或者，也许我们不是以那一种方式想要，也许她们也不是以那一种方式想要但假装想要，因此我们所有人都确信自己想要得到一些事实上我们一点也不渴望得到的东西，彼此艰难地拉扯着走进这个集体精神病院——我们称之为家庭。

接着再也没有过任何友谊可以跟我和利奥的相提并论了。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发现去探索，也没有什么宏伟的事业去实现，更没有什么时间去沉溺于不间断的聊天、音乐和香烟中。我们在波澜不惊的谈话和经历中成长，将所有的个人满足都托付在一种建立在忠诚，或者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之上的夫妻关系中，然而尤其是托付在来自商法律师的定期电话中，警告我们不要冒险偷税，可以心安理得地开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