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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开车开得很惊悚。不管是停车还是发动，都伴随着一下猛颠。每次他一踩刹车，我要不是被这辆丰田SUV的安全带绑着，都能飞起来；而每次他一轰油门，我就往后跌去，几乎听见自己脖子啪的一声响。本来我路上应该紧张的——鉴于我坐在一个陌生男孩的车里去他家，而且非常清楚如果有什么不愉快的进展，我的废物肺会让我难于招架——可他的开车技术烂得如此惊人，害得我什么别的事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在这种前仰后合的沉默中开了大约一英里，然后奥古斯塔斯说：“我考驾照考了三次都没考过。”

“真的吗？”

他笑起来，点点头。“嗳，我的假腿兄使不上力，又学不会用左脚踩油门开车。我的医生都说大部分截肢的人也能开车，没问题，可是……嗯，我不行。反正，我第四次去考试的时候，情况跟现在差不多。”我们前方半英里处亮起了红灯，奥古斯塔斯猛踩刹车，把我抛了起来，迎接我的是安全带的三角形拥抱。“抱歉，我向上帝发誓我已经尽力开得温柔些了。对了，后来，反正吧，考试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绝对又没考过，可是教练说：‘你开得让人不太舒服，但技术上来讲是安全的。’”

“我可不确定持相同意见。”我说，“我怀疑这是癌症福利。”“癌症福利”是那些普通孩子没有但患癌症的孩子能得到的小小特权：体育明星签名的篮球啦，迟交作业也可以啦，考不过也能发驾照啦什么的。

“哦。”他说。红灯转绿了，我赶紧支撑好自己。奥古斯塔斯猛地轰了下油门。

“你知道嘛，有一种用手控制的驾车系统，专门给腿出问题的人用的。”我指出。

“嗯。”他说，“也许某天吧。”他叹了口气，那声叹息让我不禁怀疑他对于“某天”的存在是否真有信心。我知道骨肉瘤的治愈率是很高的，可谁又知道呢。

要了解一个癌症病人大致预期的生存率有许多方式，不必非得直截了当地问出口。我用了一个经典问题：“那么，你还在上学吗？”一般来讲，如果父母觉得你快挂了，他们就不会再让你去学校上学了。

“嗯，”他说，“我在北部中央高中。不过休学了一年，现在上高二。你呢？”

我考虑是否撒个谎。毕竟，没人喜欢尸体。但最后我还是老实说了：“没上。三年前爸妈让我退学了。”

“三年？”他大吃一惊。

我大致向奥古斯塔斯描述了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我十三岁时被确诊为甲状腺癌，第四期。（我没告诉他的是，得到这个诊断的时间是我月经初潮后三个月。这就好像在说：祝贺你成为女人！现在好去死了。）医生告诉我们：没救了。

我做了个叫作“根治性颈部清除术”的手术，手术几乎和名字一样令人振奋。接着是放疗。然后，他们针对我的肺部肿瘤试验了一些化学药物，肿瘤缩小了，可后来又长大了。那时候我十四岁了。我的肺开始积满水。我当时看起来命在旦夕——双手双脚都像吹气球一样肿起来，皮肤开裂，嘴唇永远是紫的。医生给我用了一种药，让我不至于被自己无法呼吸这个事实吓死，于是这种药大剂量地通过一根PICC中心导管注入我的身体，此外还有十几种别的药。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有一种快要淹死的感觉，这非常令人不快，特别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我还是因为肺炎进了重症监护室（ICU），妈妈跪在我床边说：“你准备好了吗，宝贝？”然后我说我准备好了，然后爸爸不停地对我说他爱我，他的声音都变了，支离破碎。我也一直跟他说我也爱他，我们都手拉着手，我喘不上气来，我的肺绝望地倒抽着气，逼迫我从床上起来，寻找一个可以供给它空气的姿势，我被它的绝望弄得很窘迫，很反感——它为什么就不肯放弃？我还记得妈妈对我说没事，我没事了，我会没事的，爸爸费了那么大的劲忍住呜咽，可他还是经常忍不住，他呜咽起来就像一场地震。我还记得我希望自己再也不要醒来。

每个人都觉得我死定了，可我的癌症医生玛丽亚想法子把我肺里的液体弄出来了点，随后，很快，给我治疗肺炎的抗生素开始起作用了。

我苏醒之后不久，就加入了一个实验药物的临床试用，在“癌症法尼亚共和国”有很多这样的临床实验，以“零疗效”著称。那种药叫作法兰昔弗，是一种附着在癌细胞上阻止其生长的小分子药物，在大约百分之七十的患者身上不起作用，但在我身上起作用了。肿瘤缩小了。

而且没有复发。万岁，法兰昔弗！在过去十八个月中，我的肿瘤基本上没有长大，于是我的肺，尽管本职工作做得不好，但可以想象，它还能苟延残喘，独立工作，只需要吸氧和每日服用法兰昔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