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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我中午时分起床，开车去了艾萨克家。他自己来开的门，“我妈带格雷厄姆看电影去了。”他说。

“我们应该找点事儿做。”我说。

“你说的这‘事儿’，坐在沙发上玩盲人电脑游戏如何？”

“好啊，正好就是我想做的事儿呢。”

于是我们一起坐在屏幕前，在一个迷宫般的看不见的洞穴里艰难摸索着前进，周围连一流明 [1] 的光都没有。我们一连玩了几个小时，到目前为止，这个游戏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想法子用幽默的怪话调戏电脑。

我：“摸洞穴墙壁。”

电脑：“你抚摸了洞穴墙壁。它有些潮湿。”

艾萨克：“舔洞穴墙壁。”

电脑：“我不懂。请重复。”

我：“操潮湿的洞穴墙壁。”

电脑：“你试图跳。你撞到了头。”

艾萨克：“不是跳，是‘操’。”

电脑：“我不懂。”

艾萨克：“兄弟，我一个人在这黑咕隆咚的洞里待了好几个礼拜了，我需要放松一下。操洞穴墙壁。”

电脑：“你试图跳——”

我：“对着墙耸动臀部。”

电脑：“我不——”

艾萨克：“跟洞穴亲密做爱。”

电脑：“我不——”

我：“好吧！走左边那条小路。”

电脑：“你走了左边的小路。通道渐渐变窄。”

我：“匍匐前进。”

电脑：“你匍匐前进了一百码。通道变窄了。”

我：“匍匐蛇行。”

电脑：“你匍匐蛇行了三十码。有水滴到你身上，沿着你的身体流淌下来。面前一大堆石块挡住了去路。”

我：“现在能操岩洞了吗？”

电脑：“你没站直身体，不能跳。”

艾萨克：“我讨厌活在一个没有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的世界上。”

电脑：“我不懂——”

艾萨克：“我也一样。暂停。”

他把遥控器扔到我们俩中间的沙发上，问：“你知不知道……痛苦吗？还是怎样？”

“我猜，他真的拼尽全力想活下去。”我说，“最后时分他已经失去知觉了，不过听起来好像，嗯，一点儿也谈不上了不起什么的。死亡差劲透了。”

“嗯。”艾萨克应了一声，然后过了很久又说，“还是感觉难以置信。”

“每时每刻都有人死。”我说。

“你好像在生气。”他说。

“没错。”我说。我们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感觉不坏，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最初在“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的时候，格斯对我们说他害怕遗忘，而我告诉他，他所害怕的是一件普遍而无可避免的事物。我又想，其实，根本问题并非痛苦本身或遗忘本身，而是这些事物带来的意义的扭曲堕落乃至丧失，是痛苦中那种绝对非人的虚无感。我想起爸爸告诉我宇宙想要被人注意。但我们想要的是被宇宙注意，让这个大宇宙对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哪怕有那么一丝在意——不是作为一切有感知能力的生命整体的我们，而是我们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

“格斯活着的时候是真的爱你，你知道吧？”他说。

“我知道。”

“他天天说个不停。”

“我知道。”我说。

“简直让人心烦。”

“在我看来也不那么心烦。”我说。

“他写的那东西，后来给你没？”

“什么东西？”

“你喜欢的那本书的续集还是什么的。”

我转过身瞪着艾萨克。“什么？”

“他说他在给你写东西，但他又不是那么擅长写作。”

“什么时候说的？”

“不知道。大概，他从阿姆斯特丹回来之后的某个时候吧。”

“到底哪个时候？”我追问。会不会是他没机会写完？还是他已经写完了，留在电脑里了什么的？

“呃，”艾萨克叹了口气，“呃，我不知道。有一次我们俩在这儿的时候提起过。他来我这儿玩，嗯——我们摆弄了一会儿我的电子邮件机器，当时我刚收到奶奶的一封邮件。我可以在机器上查查，如果你——”

“要的要的，机器在哪儿？”

他提起这事儿是一个月以前。一个月。诚然，不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月，但还是——整整一个月啊。无论如何，这段时间足够他写出点什么了。竟还有属于他的东西，或者说由他所作的东西，在我所不知道的某处漂浮着。我需要找到它。

“我要去他家。”我告诉艾萨克。

我匆匆出门上了车，把氧气推车拖上来，放在副驾驶座。我发动汽车，音响里传出喧闹的嘻哈乐节奏，我伸手想去换频道，突然又冒出了说唱的声音，说的是瑞典语。

我猛地转过身，尖叫起来，因为我看到彼得·范·豪滕坐在后座上。

“很抱歉吓着你了。”彼得·范·豪滕提高嗓门盖过说唱的声音。他还穿着参加葬礼时的那套西装，都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他浑身酒气，就好像每一个毛孔都冒着酒精。“CD送给你了，不用客气。”他说，“是Snook乐队，瑞典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