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对你说什么？[113]

山路路面坚硬平坦，清早时刻还没尘土飞扬。下面是长着橡树和栗树的丘陵，山下远方是大海。另一边是雪山。

我们从山路开过林区下山。路边堆着一袋袋木炭，我们在树丛间看见烧炭人的小屋。这天是星期天，路面蜿蜒起伏，山路地势高，路面不断往下倾斜，穿过一个个灌木林带，穿过一个个村庄。

一个个村子外面都有一片片葡萄地。遍地棕色，葡萄藤又粗又密。房屋都是白的，街上的男人穿着盛装，在玩滚木球。有些屋墙边种着梨树，枝丫分叉，挨着粉墙。梨树喷洒过杀虫药，屋墙给喷雾沾上一层金属粉的青绿色。村子周围都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开垦地，种着葡萄，还有树木。

离斯培西亚[114]二十公里的山上一个村子里，广场上有一群人，一个年轻人提着一只手提箱，走到汽车前，要求我们带他到斯培西亚去。

“车上只有两个座位，都坐满了。”我说。我们这辆车是老式福特小轿车。

“我就搭在门外好了[115]。”

“你会不舒服的。”

“没关系。我必须到斯培西亚去。”

“咱们要带上他吗？”我问盖伊。

“看来他走定了。”盖伊说。那年轻人把一件行李递进车窗里。

“照应一下。”他说。两个人把他的手提箱捆在车后我们的手提箱上面。他跟大伙儿一一握手，说对一个法西斯党员、一个像他这样经常出门的人来说不会不舒服的，说着就爬上车子左侧的踏脚板，右臂伸进敞开的车窗，钩住车身。

“你可以开了。”他说。人群向他招手。他空着的手也向大家招招。

“他说什么？”盖伊问我。

“说咱们可以开了。”

“他倒真好啊！”盖伊说。

这条路顺河而去。河对面是高山。太阳把草上的霜都晒干了。天气晴朗而寒冷，凉风吹进敞开的挡风玻璃。

“你看他在车外味道怎么样？”盖伊抬眼看着路面。他那边的视线给我们这位乘客挡住了。这年轻人活像船头雕饰似的矗出车侧。他竖起了衣领，压低了帽檐，看上去鼻子在风中受冻了。

“也许他快受不了啦，”盖伊说，“那边正好是个不中用的轮胎。”

“啊，要是我们轮胎放炮他就会离开咱们的，”我说，“他不愿弄脏行装。”

“那好，我不管他，”盖伊说——“只是怕碰到车子拐弯他那样探出身子。”

树林过了；路同河分道，上坡了；引擎的水箱开锅了；年轻人看看蒸汽和锈水，神色恼怒疑虑；盖伊两脚踩着高速挡的加速器踏板，弄得引擎嘎嘎响，上啊上啊，来来回回折腾，上去了，终于稳住了。嘎嘎声也停了，刚安静下来，水箱里又咕嘟咕嘟冒泡了。我们就在斯培西亚和大海上方最后一段路的高处。下坡路都是急转弯，几乎没有大转弯。每回拐弯，我们这位乘客身子就吊在车外，差点把头重脚轻的车子拽得翻车。

“你没法叫他别这样，”我跟盖伊说，“这是自卫本能意识。”

“十足的意大利意识。”

“十十足足的意大利意识。”

我们绕着弯下山，开过积得厚厚的尘土，橄榄树上也积着尘土。斯培西亚就在山下，沿海扩展开去。城外道路变得平坦了。我们这位乘客把头伸进车窗。

“我要停车。”

“停车。”我跟盖伊说。

我们在路边慢慢减速。年轻人下了车，走到车后，解开手提箱。

“我在这儿下车，你们就不会因载客惹上麻烦了，”他说，“我的包。”

我把包递给他。他伸手去掏兜儿。

“我该给你们多少？”

“一个子儿也不要。”

“干吗不要？”

“我不知道。”我说。

“那谢谢了。”年轻人说，从前在意大利，碰到人家递给你一份时刻表，或是向你指路，一般都说“谢谢你”，或“多谢你了”，或“万分感谢你”，他却不这样说。他只是泛泛道“谢”，盖伊发动车子时，他还多疑地盯着我们。我对他挥挥手。他架子太大，不屑答理。我们就继续开到斯培西亚去了。

“这个年轻人在意大利要走的路可长着呢。”我跟盖伊说。

“得了吧，”盖伊说，“他跟咱们走了二十公里啦。”

斯培西亚就餐记

我们开进斯培西亚找个地方吃饭。街道宽阔，房屋轩敞，都是黄的。我们顺着电车轨道开进市中心。屋墙上都刷着墨索里尼瞪着眼珠的画像，还有手写的Vivas[116]这字，两个黑漆的V字墨迹沿墙一路往下滴。小路通往海港。天气晴朗，人们全出来过星期日。铺石路面洒过水，尘土地面上一片片湿迹。我们紧靠着街沿开车，避开电车。

“咱们到那儿简单吃一顿吧。”盖伊说。

我们在两家饭店的招牌对面停车。我们站在街对面，我正在买报。两家饭店并排挨着。有一家店门口站着个女人冲我们笑着，我们就过了马路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