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归属

1967年8月

7

劳里和我的第一次约会是去电影院。最终，我们选了《007之雷霆谷》，里面尽是裸露的肉体和性虐画面，我对自己的提议尴尬不已。浪漫根本无从谈起，只有些小道具和肖恩·康纳利那伟岸如大猩猩的胸膛。回想起来，我宁愿去看凯瑟琳·德纳芙，但能够跟劳里坐在一起，闻到他身上可爱温热的味道，我就很开心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

接下来两个星期，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一种病态的甜蜜。我们去了华勒斯典藏馆和国家美术馆，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署名是I.R.的画作(但一无所获)。我们一起去看戏，我还留着那张票根。那是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我从没看过这样的戏。我还记得幕布升起时自己那种愉悦的震撼，三个演员出现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扮演他的情妇和妻子——困在三个巨大的灰色骨灰瓶颈处，无法动弹，三人先是语无伦次地嘟囔了一阵，然后开始陆续对观众诉说各自的故事，完全无视另两人的存在。

我们去了苏荷区的餐厅和酒吧——夜游人和火烈鸟俱乐部——发现我俩的舞步相当合拍。我不喜欢那些靠吼才能让对方听到的地方，而且晚上十一点过后那里的烟味太呛人了。我们在那儿看到黑帮和他们的女人：油光光的头发，金闪闪的戒指，折射出一丝凶狠。但最重要的是现场音乐，真的很棒——斯卡、卡利普索民歌、爵士和布鲁斯。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系上了一条牢牢的纽带。谁提议什么，谁想做什么——那种标记了每个第一次的古怪暗示和礼仪之舞正在不断褪色。我们彼此依赖却一无所知，就像那些从未被感情灼伤、残害和抛弃的年轻人一样，误以为对方就是自己一切难题的答案。他很孤独，我很迷茫——反过来说或许也没错？我们没有发生过关系，还没到那一步。那是一段很纯粹的关系。

自皮卡迪利广场那次之后，我就很少见到奎克了。只有帕梅拉和我——还有两个习惯待在档案室里的勤恳的学者。奎克的旷工似乎已超出预期，来了也是待两个小时就走。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大楼的调研部门，而不是靠近杰明街那一侧的画廊，因此总是静悄悄的。我有点想念奎克的督促了。

她缺席的这段时间，帕梅拉邀请我去中庭一起吃三明治，留下前台无人看守。我犹豫了，首先是因为我还没读完缪丽尔·斯帕克六年前出版的短篇小说和广播剧本集。其次是我真的不想听到帕梅拉在聊天时经常提到的“你这样的人”——但我跟辛兹很久没有联系了，奎克又不在，我很需要女性朋友的陪伴。最后，我真心认为前台应该有个人照看。

午餐时，帕梅拉问了我许多关于特多的问题，我由此明白学校生涯和毕业后的经历都没能让她了解帝国的全貌。但她是真心好奇——那里的天气、湿度和温度对书籍和着装的影响，以及我母亲会如何烹煮食物，我听的音乐，认识的人——帕梅拉的问题让我意识到自己来自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我想起了辛兹，我们一起度过的漫长旅途，继而又想起了我们愚蠢的冷战，我觉得自己快哭了，于是我请帕梅拉继续说下去。她告诉我她的妈妈是位裁缝，爸爸在史密斯菲尔德做肉类搬运工作。她有五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姐姐在她八岁的时候去世了。

“我必须问你，奥黛尔——你有男朋友了？”她说，“最近几个星期你看起来有点迷迷糊糊的。”

我踟蹰着。我很想聊聊劳里和爱情——它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是否是在恋爱。“不，”我撒谎道，“我没有。”

帕梅拉眯起了双眼：“好吧，你就继续保密吧。我有一个男朋友，比利。他在夜游人俱乐部做幕后工作，但我觉得你不会去那里。”

“为什么？”我说。

她笑了：“因为你这样的聪明人不会想把青春挥霍在舞池里的。”

我也回之一笑，知道这是她由衷的恭维，这是她第一次把我归入有些教养和地位的人里。但我仍记得自己和劳里在那间俱乐部跳得汗流浃背的场面。那仿佛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帕梅拉把比利当作奖牌一样时时炫耀，但我回忆起在那里所见到的男人，我觉得他应该是块铜牌而不是金牌。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三明治午餐仍在继续，我的斯帕克仍旧没有读完，我开始喜欢有帕梅拉陪伴的日子，并吃惊地发现自己开始为帕梅拉感到遗憾。“比利的理想很远大。”她说，却从未作详细说明，而我有种感觉，那“远大”里并没有她的位置。

里德给劳里打了电话，说他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遇到了“惊天好运”，请劳里尽快来一趟。约定的那天，他早早就在广场中央的一条长椅上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