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

ⅩⅧ

九月底的天气还很温暖，阿拉佐罗的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金银花香气，土地开始变红并逐渐开裂。这片美丽的土地底下有股酸腐味，但并不是战争的感觉，不是施洛斯一家想象中的战争模样。它比战争还要可怕，是一种原生态的、旷日持久的恐怖。意大利和德国轰炸机飞过头顶，向机场里驻扎的飞机、马拉加港和汽油箱射击。但这里面也有种诡异的不确定感，人们不时涌起一切即将结束的希望，希望共和政府能组织反抗这些叛乱的国民军和他们在国内到处扩张势力的外国盟友。

国民军控制了旧卡斯蒂利亚、莱昂、奥维耶多、阿拉瓦、纳瓦拉、加利西亚、萨拉戈萨、加那利群岛和梅诺卡岛以外的巴利阿里群岛。他们在南部拿下了加的斯、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和韦尔瓦。马拉加仍是共和军的领地——阿拉佐罗也是一样——尽管如此，叛军仿佛已近在咫尺。

哈罗德会开车去马拉加买日用物资。他说虽然有些商店和酒吧关门了，但还有些在营业，火车和巴士会毫无预兆地莫名停运或恢复。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甚至连系领带的人也没有了，因为这种打扮会被当作中产阶级，搞不好会成为赤色分子的目标。哈罗德认为，最坏的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偷走他的车，以革命名义征用车辆，把汽油抽走给卡车用，留下优雅的马达慢慢生锈。

白天还可以忍受，最糟的是夜里。一家人清醒地躺在屋子里，听着田里雨点般的枪声愈来愈近。无论哪一方都把对手视为面目模糊、污染政体的病毒，需要从这个社会里除去。右翼分子和左翼分子都在玩弄法律，把对手从家里拉出来，抛尸在荒野和丛林里。

许多人或家族打着政治的幌子公报私仇。右翼分子将目标对准了1934年参与反对牧师和工厂主的暴力活动的人们——工会领袖、有声望的反教权人士、几个共和党市长，还有技工、屠夫、医生、建筑工人、劳工、理发师——他们也被“带去散步了”，这个说法很快广为人知。不只是男人，几位在共和党领导下当了教师的女性和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妻子都遭到了肃清。无疑，这些事没有一件是合法的，但只要仇恨和权力占了上风，就没办法让它们停下来。

至于左派里那些野兽——虽然哈罗德见过马拉加到处张贴的海报，呼吁他们不要再让政府和贸易组织蒙羞，停止他们的暴行——可他们还是攻击了退休的公民警卫队队员、天主教支持者、他们知道的有钱人和他们以为的有钱人。房子被洗劫一空，财物损毁——中产阶级对此的恐惧，远大于失去性命。

施洛斯一家并不为自己担心。他们觉得自己是外国人，不会有人袭击他们。他们跟这一切没有关系。死亡笼罩着他们的村庄，在市政当局无法掌控的地方避人耳目地上演。这个国家的暴力——不管是村庄本身还是村民布满弹孔的尸体——全部被隐藏了起来，尽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仅仅因为你看不见，就继续生活下去。太奇怪了，奥利芙想，人们怎么能跟这些事一起生活？怎么能明知发生的所有事情，还不愿离开？

很早以前她就放弃了通过BBC广播来寻找真相，它只提供些马德里和塞维利亚的毫无根据的混乱信息，在伦敦把它们胡乱拼凑剪辑出来。而共和政府的广播都是些滔滔不绝的捷报和胜仗消息，事实却大相径庭。格拉纳达的电台只是些噼啪声，听不到一个字——北部城市都这样，它们的电台信号无法翻越南部的山脉。

然而，马拉加城的电台倒总是否认当局的败绩，再添些谣言和神话、共和党的武装集结号和集合时间，以及建立一个全新的没有法西斯的西班牙的指示。另外，塞维利亚的电台里经常传出国民军那骇人的谩骂。白天里，电台播放乐曲和私人消息，似乎一切都相安无事。但到了夜里，叛乱分子就开始广播了，虽然其中满是豪言壮语和威吓之词，但奥利芙还是想据此推测出她第二祖国的情势发展。她听着奎博·德·拉诺的讲话，第一位从塞维利亚广播自己残忍的嗜血言论的将军，他大喊西班牙已病入膏肓，只有死亡才能清除这片土地上的异教徒。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惶惶不安，不过仍有振奋人心的故事传来，仍有不少人拒绝服从将军。特雷莎转述了邻村一个神父如何阻止了长枪党在他的教区内射杀无神论者。她还听说有左翼分子谴责想烧毁当地教堂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把右翼邻居藏在自家的面包炉里，在激进分子出现时，保护他们免遭杀身之祸。

奥利芙听着这些故事，她看得出大多数人都在抱团保持中立。他们不想活在骚乱中，他们极度渴望远离权力的漩涡，远离整肃的高谈阔论，远离洒在白墙上的鲜血淋漓的暴行。但他们的渴望无法改变阿拉佐罗的处境。她走进村子里，看到人们仍愁眉紧锁，担心着阿拉佐罗的清算日最终到来的时候，到底谁来保护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