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

我一眼就认出了奎克的律师。他就是我在“被淹没的世纪”开幕时在画廊看见的那个穿西装的瘦削男人，他当时凑近注视着《露菲娜与狮子》。他叫弗雷德里克·帕拉，他开门见山地迎我进了办公室，递给我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文件夹一侧系着一条红丝带。我的手微微颤抖，呼吸卡在喉咙里。我想问他那晚怎么会去画廊？是奎克邀请了他吗？为什么呢？但我当时已经吓坏了，手中文件夹的分量让我闭了嘴。

“奎克小姐要求只能你一个人阅读。”帕拉道。

“谢谢你。”我摸索着把文件夹放进包里，准备离开办公室，为完成交接松了一口气。

“请你来这儿还有别的原因，”他继续道，“请坐，巴斯琴小姐。”

我照做了，穿过深绿色的地毯，坐到他桌前的一张大木椅上。帕拉绕过他硕大的办公桌在我对面坐下。我们之间的空气凝重起来。我明白奎克为什么选他做委托人了，他对我显而易见的紧张无动于衷。帕拉完全符合她的需求。他是一座狮身人面像，他的职责就是执行她的意愿，别无其他。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文件。“巴斯琴小姐，”他说，把自己纤长的手指合成一个三角形，“玛乔丽把你写进了遗嘱。”

我听到了那些词，尽管理解它们的意思，我仍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不好意思？”

帕拉眨了眨眼，如蜥蜴般面无表情。窗外的楼下，传来城市公路的轰隆声和哔哔声。“她在温布尔登有座小屋。”他说。

“是的。”

“她把房子赠予了你，永久所有权。”

那之后的某一刻，我离开了布莱德街的办公室，走回了圣保罗地铁站。我猜那时我应该走得很慢，心里泛起异样的感觉。奎克把她的小屋留给了我。我签了几份文件，还是不知所措。什么时候？她是什么时候作出了这个决定？而且为什么是我？这是一笔我根本不敢想象的遗产。我一定紧紧夹住了她的文件夹。至少这里还有个实体——纸上的内容或许能让我更容易理解眼下的事。也许我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里面。大概是担心被打劫，我坐着火车直接回了克拉彭广场，我不想在公共场合打开它。它灼烧着我的膝盖，而我需要独处，在安静的地方才能阅读它。

我到站下了车，几乎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上楼进门的。我拆开了丝带开始阅读。亲爱的奥黛尔，这是一个久远的故事，文件的开头这样写道。我坐着一直读到午夜，废寝忘食，脖子都僵住了，但我不在乎。里面详述了奎克想让我了解但又无法当面告诉我的所有事情。那些人、那些地方，还有那些在广袤的安达鲁西亚天空下度过的夜晚。她的故事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庞大和辉煌。读完时，我的眼睛又红又涩，脑袋嗡嗡作响，我意识到了另一件事。这里面的实情，同样也是奥利芙·施洛斯不希望世人了解的事。

奎克对于《露菲娜与狮子》永久的沉默是高贵的，这份文件便是证明，尽管这有悖于她渴望将奥利芙·施洛斯的故事传扬下去的意愿。在我认识奎克的这段时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病危期。她的内心已然失控。那么多年之后，她重新见到奥利芙和她哥哥的相片、露菲娜的画，而她又比任何人都明白其中的含义，她势必惊骇万分——眼看它成为一件商品，改头换面，再度归于艾萨克·罗布尔斯名下。

作为特雷莎·罗布尔斯，她知道奥利芙不愿张扬。作为奎克，她又为她打抱不平。这两个自己之间的矛盾从未消减过。这种压力，以及西班牙最后那些天的记忆，还有她服用的强效镇静剂，无疑令她的精神幻觉更加恶化，更无法释怀。这份文件解释了她当时为什么对我忽冷忽热。特雷莎破壳而出，那幅画的再次出现令她崩溃。

我至今都不知道她的死是不是一个意外。大多数时间里，我相信那不是意外。她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言说奥利芙在最后的岁月中所遭受的创伤。可以说，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癌症，她觉得自己至少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终点，通过她的律师将文件留给我。我经常会想到特雷莎的英语笔记本，被乔治丢弃，又被奥利芙发现，接着，又出现在给我的文件夹里。她好像——跟我一样——始终认为相比说话，通过书写更容易理解这个世界。

奎克没有交代帕拉要我如何处理这份文件。于是多年来，我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那个寒冷十一月的晚上我在被单下面读到了什么。我甚至连里德也没有告诉，尽管我很希望当时告诉他。

这份文件里，奎克没有具体说明她来到英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一定接受了里德的邀约去白宫跟他见面了。我想以她掌握的语言和里德在外交部的关系，在世界饱受战乱之苦的时候，她对英国一定很有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西班牙有不少纳粹。客观来说，我也相信英国政府——和里德——也帮了她不少忙。道谢的方式千奇百怪，比如，温布尔登广场的一栋美丽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