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1994年4月29日笔记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约请上百位作家撰文描述4月29日这天的生活，无论当时他们身处何方、在世界哪个角落。那天，我在伊斯坦布尔。

电话。像我写作时常做的那样，我拔掉了电话线，这样做也许情况会好些，也许更糟。此时我想到，当下或许正好有人想和我联系，谈谈某些重要事情、重大事件，但却无法打进电话。不过我还是不想把电话线插上。好一会儿之后，我插上电话线，接了几个电话，但随即将它们抛到脑后。某个德国记者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想来伊斯坦布尔，和我聊聊土耳其“宗教激进主义”势力的上升趋势，以及伊斯兰繁荣党（Islamist Refah Party）在市政大选中的获胜情况。我再次问他究竟在哪家电视台工作，他飞快地说出了几个字母。

字母、标识和品牌。牛仔裤上的那几个字母，偶然在报纸上、电视上以及路边广告牌上看到的各种银行广告，再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街上碰到一个大学教授朋友，她从包里递给我一张公司及其下属品牌的名单列表，这些名称我每天都能看到。她听说，这些品牌的所有者均支持伊斯兰繁荣党；她还告诉我，有些人已经决定拒绝购买这种牌子的饼干，那种牌子的酸奶酪，并且永不光顾名单上的商铺和饭店。像往常一样，极度的厌倦使我不想再看到楼内电梯镜子里的自己，我宁可盯着那些瓷片，它们是德国威尔特海姆牌的。我用卡西欧计算器做了一个简单计算，结果会在这篇短文的末尾公布。走在路上，我还看到一辆1960款普利茅斯，一辆1956款雪佛兰，如今仍作为出租车在路上行驶。

巷道和大街。尽管两个月前，土耳其货币一夜之间贬值了一半，使我们陷入了经济困境，夜晚的巷道和大街仍然人满为患。和往常一样，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都打算去哪里呢？这也使我随即意识到，文学是百无一用的职业。我看到妇女们带着孩子，盯着店铺橱窗；公立学校的学生们一面喃喃低语，一面哧哧地笑；商贩们把他们的货物（从黑市贩来的雪茄、雀巢咖啡、中国瓷器、旧本罗曼蒂克小说、被人翻阅了无数次的国外杂志）沿着清真寺的外墙一溜摆开；我看到一个男子蹬着三轮车，出售新鲜的黄瓜；还有塞满了人的巴士；挤在外币兑换所门前的各色人等，一面啃着汉堡抽着烟，或拎着装满钱币的塑料袋，一面看着电子显示牌上的美元指数一路飙升；卖食品的男孩，正卸下一箱瓶装水，把一个坛子扛到自己肩上；我还瞥见一个疯子，他最近总是在附近转悠，这会儿正手里拿着个从汽车上卸下来的方向盘，疯疯癫癫地来回扭动，仿佛正驾着汽车穿越人群。他也是街上熙攘的人群中惟一没有拎着塑料袋的人。午餐时分，我喝过橙汁，走回自己那间伏案写作的小办公室。人群中，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刚做完主麻日聚礼[1]，我们寒暄了一会儿。

逗乐，笑声和幸福。我和一位画家朋友曾取笑某些有钱人，在存款所在的银行倒闭后，他们就濒临破产了。为什么我们要笑？因为这证明，他们并不像自己想像得那么机敏、聪明。就因为这个。临近傍晚，我的一个翻译家朋友打来电话，请我去街上和几位酒吧老板喝几杯，“抗议”繁荣党派的伊斯坦布尔市市长。我们也着实开心了一番。那位新市长惹恼了这些酒吧老板，因为他下令拆走了他们摆在街边的桌位。于是，上百位知识分子就打算走上街头，要让自己在人行道上一醉方休。以前，我曾有一些颇具政治头脑的朋友对喝酒持怀疑态度。而如今，他们却似乎突然之间坚信，喝酒是一种成熟的政治举动。睡觉前，我喜欢胳肢两岁半的女儿如梦。听她咯咯地笑，我也会开怀大笑。也许这几声笑，并不代表幸福，它仅仅表达了一个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人，面对永无休止的噪音，而对某种寂静所产生的感激之情。

伊斯坦布尔的噪音。倍感孤寂之时，我和其他上千万人即使不加留心，还是都能整天听到咆哮的噪音：汽车喇叭声，巴士驶过的轰隆声，摩托车的轰轰声，建造楼房的声音，孩子们的尖叫声，卖货卡车以及宣礼塔上的喇叭声，轮船的汽笛声，警车和救护车的警报声，四处播放的盒带音乐声，关门的撞击声，金属百叶门的落地声，电话声，门铃声，街巷角落、交通纠纷的争吵声，警察的口哨声，校车的声音……夜幕降临时，会有近乎沉默的片刻平静；我从办公室的后窗向花园张望，看到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飞过柏树和桑树林。坐在桌边，我可以看到对面公寓楼中闪烁的灯光和电视屏幕。

电视。晚餐后，透过家家户户窗户上闪现的各种颜色，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在不停地切换电视频道：头发染成金色的女歌手唱着古老的土耳其歌曲；一个孩子正在吃巧克力；女总理宣称国内事态良好；嫩绿的草坪上，正进行着一场足球比赛；土耳其流行乐队；记者们在大谈库尔德人问题；美国警车；一个孩子正在唱颂《古兰经》；直升机在半空中起火爆炸；一名优雅男子登上舞台，向鼓掌的观众脱帽致意；又是那个女总理；一名家庭主妇，一面挂着刚洗好的衣服，一面冲着采访她的话筒夸夸其谈；常识问答，观众为答对的女士鼓掌……我盯着窗外，突然想到，除了那些依稀可见的博斯普鲁斯游轮上的旅客，整个伊斯坦布尔都在观看这些相同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