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堕落的快乐

我们都知道堕落的快乐。或许我应该改变一下措辞：我们有时会发现放任自流可以让人快乐，甚至带来轻松，这样的经历我们一定都有过。甚至，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说自己毫无价值，仿佛重复可以让它成真时，我们会突然摆脱所有那些必须听从的道德律令，摆脱必须遵纪守法、必须咬紧牙关努力仿效他人所带来的令人窒息的担忧。而别人对我们的侮辱与我们的自我羞辱，则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来，我们就有了好去处，可以幸福地沉醉于我们自己的存在、气味、邋遢和习惯之中。在这里，我们放弃了所有自我改善的希望，不再对他人抱有乐观的幻想。这休憩之处是如此舒适，以至于对给自己带来了当下的自由和独处的愤怒和自私之心，我们不禁心生谢意。

正是这样，时隔三十年后，我再次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时，才会感触尤深。少年时代，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对于独自流浪在大城市圣彼得堡的主人公颇不以为然，他的快乐和堕落皆出自他的愤怒。他以锐如刀锋的机智严厉抨击自己目睹的一切。我当时把这位主人公地下室人当做《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变体，那是一个完全丧失了罪恶感的人。愤世嫉俗给主人公增添了逗趣的逻辑和极富魅力的腔调。十八岁时，我第一次读《地下室手记》，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因为它公开表达了许多我自己尚未表露过的、有关我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种种想法。

年轻时，我会轻而易举地认同那些脱离社会、幽居独处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活过四十岁是可耻的事情”，这句话尤其让我觉得振聋发聩。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这话从一个四十岁的主人公嘴里说出，而他自己当时四十三岁。但同时我也知道，他断绝与自己国家的关系是因为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毒害。我也相信，过度的自我意识——或者，甚至可以说，任何形式的意识——都是一种疾病。我明白他如何通过自责减轻痛苦，并为何会觉得自己的脸长得愚蠢，以及为何会沉溺于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个人的注视，我能容忍多久？”这些奇怪的癖性我自己也有。这使我对主人公倍感亲切而无需首先去质问他那“奇异、陌生的本质”。至于作品及其主人公在字里行间轻声道出的深层含义，当时十八岁的我可能有所感觉，却并不喜欢那层意思。更确切地说，我觉得那层意义令人不安。因此我拒绝和它有什么关联，并很快就把它从记忆中抹去。

今天，我终于可以自在地谈论这本书的真正主题及其来源：那就是有人因无法把自己变成欧洲人而产生了忌妒、愤怒和傲慢。早些时候，我把地下室人的愤怒与他个人的疏离感混淆在一起。因为，像所有西化的土耳其人一样，我那时喜欢自认为相当具有“欧洲趣味”，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当时还乐于相信，深受我敬重的地下室人所阐述的哲学，是一种反映个人绝望情绪的怪癖想法。我完全没有将之与他对欧洲的精神困惑联系在一起。土耳其文学，像俄罗斯文学一样，都曾受到了欧洲思想家的影响。60年代末，涵括了从尼采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土耳其与在欧洲一样广受欢迎。因此在我看来，地下室人阐释他那奇怪哲学的话，就不算怪僻了，而应该是本质的“欧洲趣味”。这一点甚至进而让我远离了小说在我耳边低声倾诉的内容。

我是那种生活在欧洲边缘，不断诘难欧洲思想的人。为了更好地理解《地下室手记》低声说给我这类人的秘密，我们应该回顾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这部奇怪小说的年代。

在写小说的前一年，即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失败和强烈不幸的刺激下，第二次踏上了去欧洲的旅途。他脑子里想着要逃离妻子的疾患、《时间》杂志（他是这家杂志的编辑）的倒闭，以及圣彼得堡这座城市。他还计划在巴黎与小他二十岁的情人阿珀利娜丽亚·苏斯洛娃幽会。（后来，当他们最终在这座城市相会时，他却把她藏起来不让屠格涅夫看见。）在一阵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犹豫不决之后，他没有直接去巴黎和情人相聚，而是先去了威斯巴登赌博，并输了一大笔钱。这次耽搁带来了坏运气，但是也让年轻、冷酷的苏斯洛娃原形毕露。在等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期间，她又找了一位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达巴黎时，她甚至都不屑于向他隐瞒事实。眼泪、威胁、毁谤和恳求。痛恨、长期焦虑和凄惨——《赌徒》（The Gambler）和《白痴》（The Idiot）中的主人公们忍受着这一切，他们在强大、骄傲的女人面前妄自菲薄，完全丧失了自我。他们受苦的闹剧毫无意义。而首先领受这一切痛苦的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