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新人生》采访节选

我是在写另一部小说的过程中开始写《新人生》的，这种方式令我始料未及。当时，我正在写一部小说，也就是后来的《我的名字叫红》。在应邀去澳大利亚参加一个庆祝活动时，经过长时间的飞机旅行，我终于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我和其他一些作家接至一家汽车旅馆。我们三个人（另外两位是神经学专家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诗人米洛斯拉夫· 赫鲁伯［Miroslav Holub］）去海滨散步。海滨一望无际，天空灰蒙蒙的，平静的海面几近灰白色，空气沉闷凝滞。我站在澳洲大陆的边缘。小时候，我觉得这块大陆长得像马头。萨克斯带着调色板向海边走去。赫鲁伯则去拣些石头、贝壳，他很快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剩下我独自一人，站在无边无际的海岸。那是一个神秘的时刻。“我是个作家！”我莫名其妙地鼓励自己说。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能站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世界。那晚，他们为我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会，我因为疲惫没能参加。从酒店的阳台上观看着晚会，远处花园的声光从树木枝丫里透了过来。对我而言，从远处观看晚会，表明了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就在那时，奥利佛·萨克斯从隔壁走了出来。我对他抱怨说，长时间的旅行之后，我总是难以入眠。他从自己房间里拿了些安眠药给我。“我也睡不着，试试这个吧。”他说。“我从不吃安眠药。”我说。那口气就像是在说，我从不吸毒。“我也从来不吃的，”萨克斯说，“但它是对付时差的惟一良药。”

他是我很欣赏的一位神经学专家和作家。于是我从他手上接过药，并道了谢，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吞下药片，躺在床上。我充满希望地等待药物产生作用。结果仍然睡意全无。之前的“我是个作家”那个想法，又回到了我的脑海，并掺杂了些对“纯粹”和真理的渴望。我在一片黑暗中躺着，回想着自己的生活，觉得仿佛只有快乐以及写出好文章，才会给我带来平静。在空旷的房间里，我像一个梦游者一样，起了床，坐到桌子边，拿出一直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开始写道：某天，我读了一本书，我的一生从此改变。这句话在我脑海里已经酝酿了很多年。很久以来，我一直渴望写一部小说，以这句话开头。主人公会和我很相似。读者对主人公所读的书一无所知，他只能看到主人公在读完此书后，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到这时，读者可以借此猜出，那个年轻人究竟读了什么样的书。我以这种方式开始写《新人生》的第一段，没多久我就完全融入其中了。对此，我非常高兴。我先把《红》搁置下来，在两年的间隙里完成了这部小说。对该小说所达到的完美形式和诗意，我做到了一以贯之。

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常常到距离伊斯坦布尔不远的小镇旅游（《寂静的房子》中马尔马拉地区的小镇）。事实上，土耳其所有的大城市已经开始越来越像偏远的城镇了——这城镇是相对于大村庄而言。在这种意义上，伊斯坦布尔也成了一座小镇。土耳其的偏远城镇所反映的，不同于老雷萨·努里·古恩塔琴在其乡村小说中描述的景象：“一名公务员，一名登记处的主管，几位体面的公民，一个大地主，一名凯末尔主义教师，一位阿訇。”今天的安纳托利亚城镇，到处都是阿尔奇立克和阿伊盖兹[1]的连锁店、赌场，随处可见有机玻璃家具、电视（而且都是同一品牌）、各式药房、画廊、邮局，以及门口排着长队的破旧医院，等等。也许是我过于执着，但我还是必须提到兹雅·古卡勒普，这位建筑师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倡导者。他认为，民族的界定主要依据公众文化、公众语言、共同的历史，以及诸如此类的元素。他一直在寻找并渴望建立一套统一的现代土耳其准则。但是，今天使土耳其统一的，已经不是语言、历史或文化，而是阿尔奇立克和阿伊盖兹连锁店、足球场、邮局，还有蝴蝶牌家具店。这些通过网络使人们关注的焦点，迅速遍及全国，它所体现的统一性远远胜过兹雅·古卡勒普的准则。

事实上，我们在某些地方都见过大卖场，很多还是在五星级饭店里。只要我们去这类酒店，总会遇到熙攘的人群。他们双手插在口袋里，盯着游客，寻寻开心。或许是某个大清早，他们还喝了点酒，变得有些孩子气，就像一个人服兵役时常有的状况。这些推销员每年总会有两到三天在大卖场度过。他们彼此相见，打打招呼，一同接受公司就产品特点对他们所做的培训。这使他们像孩子一样亢奋，感觉如同亲兄弟一般。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们太了解这种男人间的友谊了。通常情况下，夫妻是绝不会来这类卖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