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麦夫鲁特当爸爸了 千万别下车

萨米哈：我和爸爸是为拉伊哈的婚礼来伊斯坦布尔的，但我们没回去。我们还住在维蒂哈姐姐家的同一个房间里。每天清晨醒来，我就看着桌上的水罐和古龙水瓶的影子琢磨：爸爸觉得，既然村里有那么多人追求我，那我们留在伊斯坦布尔，我就会找到一份更好的姻缘……但到目前为止，在伊斯坦布尔，除了苏莱曼我没见到别的任何人……我不知道爸爸从苏莱曼和考尔库特那里拿了什么，答应了什么，但爸爸的假牙是他们付的钱。爸爸临睡前把假牙放进一个杯子，等待他醒来的时候，我恨不能打开窗把假牙扔出去。上午，我帮维蒂哈做家务，织冬天穿的毛活；下午等电视播放节目了，我们就看电视。爸爸上午跟博兹库尔特和图兰玩耍，可因为外孙们拽他的胡子和头发，他和孩子之间会发生争吵。维蒂哈、爸爸、苏莱曼和我一起去过一次海峡，还去贝伊奥卢的电影院看过一次电影，吃了牛奶布丁。

今天早上，苏莱曼像玩念珠那样玩着福特小卡车的钥匙，出现在我面前。他说中午要去对面的于斯屈达尔买钢筋和六包水泥，要经过海峡大桥，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去。我问我姐维蒂哈。“你自己看着办。”她说，“小心点啊！”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在皇宫电影院看电影时，苏莱曼直接挨着我坐下了，爸爸和维蒂哈都没吱声，电影看到一半，苏莱曼的手像一只谨慎的螃蟹，挪到了我的腿边，他是故意的，还是一个巧合？我注意了一下，没能找到答案。但现在，在寒冬正午犹如冰块般晶光耀眼的阳光下，我们经过海峡大桥时，苏莱曼对我不仅彬彬有礼还很友善。“萨米哈，我把车开到右车道上去，这样你可以更好地看下面。”他说。他的福特小卡车擦着大桥的最右边开着，瞬间我觉得，我们会掉到正从桥下驶过的一艘红烟囱的苏联船上。

过了海峡大桥，车行驶在于斯屈达尔后面坑坑洼洼的一条破路上，眼前既没了美景，也没了观光的好地方：映入我眼帘的是，围在带刺铁丝网当中的水泥厂；窗户破碎的生产厂房；比村里的房子还要丑陋破败的房屋；成千上万只生锈的铁桶，让人不禁想问难道它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们的车停下了，那块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地上满眼都是一夜屋。这里的一切和杜特泰佩既无比相似（也就是贫穷），又看似更新却更丑陋。“这里是我们和乌拉尔他们合建的阿克塔什建筑公司的一个分部。”苏莱曼说。他下了车，正当他要走进一栋丑陋的房子时，他转过身威胁般地对我喊道：“千万别下车！”而这当然在我的内心唤起了一种强烈的下车欲望。可周围一个女人也没有，我只好一动不动地坐在卡车副驾驶座上等着。

回去的路上堵车，我们错过了饭点，苏莱曼也没能把我送回家。车刚开到杜特泰佩路口，他就看见了几个朋友，于是嘎的一声把车停下。“咱们到了，你就慢慢地爬坡走上去吧。”他说，“拿这钱去面包坊给我妈买面包！”

拿着面包，慢慢地朝阿克塔什家那看似水泥房的一夜屋走去时，我想：人们说，媒妁之言结婚的难处，不是女人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婚，而是不得不去爱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但是，其实一个女孩和素不相识的人结婚应该更加容易，因为了解越多，就越难爱上男人。

拉伊哈：我肚子里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女儿已经长得很大了，她甚至让我坐着都困难。一天傍晚，麦夫鲁特翻着手上的书念道：“哈姆杜拉赫，赞颂真主的人；乌贝伊杜拉赫，真主的奴隶；赛义夫拉赫，真主的利剑，战士。”我打断他说：“亲爱的麦夫鲁特，亲爱的，难道那本书上就没有女孩的名字吗？”“啊，还真有。”麦夫鲁特说。就像一个男人第一次发现去了多年的餐馆楼上还有一个属于女人的“家庭厅”，那个男人是怎样疾速、害羞地透过门缝朝里面张望的，他也就那样往书的后面几页扫了一眼，毫无兴趣地重新翻回到男孩的部分。感谢我的姐姐维蒂哈，她从希什利的一家玩具店—书店里，又给我买了两本书：类似库尔特杰贝、阿尔帕斯兰、阿塔贝克，这些从中亚过来的民族主义者的名字，依然按照女孩和男孩的分类方式分别印在书的不同部分。而《现代姓名指南》上，男孩和女孩，就像在欧派富人的婚礼和私立高中里那样，是混坐在一起。然而，像希姆盖、苏珊、米奈、伊蕾姆那样的名字，麦夫鲁特看一眼便一笑而过，他只认真对待像托尔嘎、哈坎、科勒奇那样的男孩名字。

经过所有这些之后，4月，我们的女儿法特玛降生了。你们可别以为麦夫鲁特很沮丧，因为我没能生下男孩就对我不好。恰恰相反。有了一个孩子，让麦夫鲁特无比喜悦，他真诚地大声对所有人说，原本他就想要一个女孩。麦夫鲁特请来了夏基尔，一个在贝伊奥卢的酒吧为那些喝拉克酒和葡萄酒的醉鬼拍照的摄影师，拍完照他就急急忙忙跑回我们街上的老式暗房冲印照片。麦夫鲁特让他为露出所有牙齿大笑的宝宝和巨人般托着宝宝的自己拍了一张照片。他指着贴在卖饭小车玻璃罩上的照片，对许多顾客说，“我有女儿了！”并免费给他们分发了鹰嘴豆饭。每晚一回到家，他就抱起法特玛，拿起她的左手，像一个钟表师那样贴近自己的眼睛，久久凝视着她完美的手指。他拿自己的和我的手指跟宝宝的手指做对比，他说，“她也有指甲啊！”他难以相信真主的奇迹，满含热泪亲吻我和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