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和两个女人待在一家小店里 别的电表别的人家

拉伊哈：萨米哈依然很漂亮。上午一些无耻的男人拿找零时，想趁机摸她的手，所以我们不把钱递给他们，而是放在柜台的玻璃上。多数时候也是我像准备钵扎那样准备阿伊兰和照看柜台，他们不来戏弄我。有些上午一个顾客也没有，有时来一个老太太，紧挨着电暖炉坐下，要茶喝。于是我们也开始卖起茶来。有一阵子，常来一个每天去贝伊奥卢购物的可爱女人，“你们是姐妹吧？”她笑着问道，“你俩很像，谁的丈夫好，谁的丈夫不好？”

有一次来了一个流氓畜生，他拿着烟，一大早就要钵扎，一连喝下三杯后，就死盯着萨米哈说：“难道钵扎里有酒精，还是别的什么让我头晕了？”的确，没有男人，经营店铺很困难。但这事萨米哈没有跟费尔哈特说，我也没有告诉麦夫鲁特。

有时刚到中午，“我要走了拉伊哈。”萨米哈说，“你照看一下桌旁的女人，收拾一下空杯子。”好像她是女老板，而我是服务员……她是否意识到自己在模仿之前去帮佣的有钱人家的夫人？有时，我去他们在费如扎的家，费尔哈特总是早早就出门，“拉伊哈，我们去看电影。”萨米哈说。有时我们一起看电视。有时，萨米哈坐在新买的化妆台前化妆，我就看着。“来拉伊哈，你也抹点。”她对着镜子里的我笑着说，“别担心，我不告诉麦夫鲁特。”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不在时，她和麦夫鲁特在店里聊天，甚至还聊到我吗？我不安、嫉妒、哭泣。

苏莱曼：傍晚，正当我走下伊玛目·阿德南街时，我的目光被左边的一家店铺吸引了，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费尔哈特有些晚上喝完酒去店铺一趟，“兄弟，以前咱们多好，是不是？”他对麦夫鲁特说，“麦夫鲁特，咱俩贴了多少海报，打了多少架啊！”麦夫鲁特觉得这话有点夸张，他喜欢回忆兜售“运气”的日子，而不是政治争斗。但他没去纠正费尔哈特，因为在被朋友过早神化的青春记忆里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比“麦夫鲁特，你是不是把选票投给了教徒？”的指责更让人引以为豪。

他们经常闲聊好几个小时，谈论去波黑参战的教徒、女总理坦苏、马尔马拉酒店的蛋糕店里圣诞树旁爆炸的炸弹。（警察前一天指责教徒，第二天又指责库尔德人。）有时，夜晚最热闹的时候，半小时、四十分钟一个顾客也没有，他们就争论一个一无所知的荒唐话题（电视里的播音员是在背诵，还是也像放录音配口型的歌者那样作假？），或是一个猜疑（攻击塔克西姆广场上示威人群的警察，他们别在腰间的枪里有子弹吗？还是只是一个装饰？），以此来打发时间。

麦夫鲁特像贝伊奥卢的其他快餐店那样，把报上有关他们店铺的文章（还有同一份报上描绘“另外的世界”的那幅画）剪下来，装上镜框挂了起来。（他也幻想着像主街上的转烤肉快餐店那样，把游客给的外币装进镜框，挂起来装饰墙面，可遗憾的是，还从没来过一个游客。）费尔哈特看见了挂在墙上的《告诫报》上的文章。难道费尔哈特是因为生气文章被挂上墙才少来店里的吗？他知道自己把费尔哈特看作了老板，他怨恨费尔哈特以及自己的懦弱。

有时他想，费尔哈特是为了取悦自己才开这家店铺的。懦弱的时候他自言自语道，“费尔哈特因为抢走了我想娶的女孩而感到愧疚，才开了这家店。”但当他对费尔哈特气恼时，便说，“多大的恩惠！他成了资本家，有资本了。但他还不是从我这里学到，钵扎是一项有趣的投资。”

1995年1月底，风雪交加的两周里，费尔哈特一次也没去店铺。一天晚上他顺路去了一趟。他甚至没在意麦夫鲁特说“这阵子生意不错”。他说：“亲爱的麦夫鲁特，你知道有些晚上我根本不来店里。别告诉你嫂子我来得少。你懂的……”

“怎么？你稍微坐一会儿嘛。”

“我没时间。最好你对拉伊哈也什么都别说……姐妹俩，不会保密的……”费尔哈特拿起收电费的包，走出了店铺。

“遵命！”麦夫鲁特在他身后叫道。费尔哈特竟然没时间坐下来和老朋友聊一聊。他也不会注意到麦夫鲁特脱口说出的“遵命”一词里的嘲讽。麦夫鲁特的爸爸只对最尊贵、富有的顾客才会说这个词。而麦夫鲁特一生都没对任何顾客说过“遵命”。麦夫鲁特不认为费尔哈特有时间去想这个细节，他忙于跟骗子和黑手党厮混，忙于沾花惹草。

回到家，看见轻声看电视的拉伊哈和熟睡中的两个女儿，麦夫鲁特明白自己最气恼费尔哈特什么了：家里有一个正派、漂亮的妻子，夜里却还要跑去不知什么地方鬼混。就像先生阁下也说过的那样，其中也一定有拉克酒、葡萄酒的作用。做提包交易的乌克兰女人、非洲移民、喝人血的形形色色怪人、恶行、贿赂，伊斯坦布尔已被它们裹挟，而政府却只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