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围城（第2/12页）

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已经不再由个人的好恶来决定了，沃什波恩更没有什么选择。“无论我多么想离开，都觉得利用我外交官的有利条件离开，而让我的同胞们在这里无人理睬，是一种懦夫的行为。”

除此之外，他刚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他一生中了不起的工作。虽然精疲力尽，他却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在国内和欧洲赢得了无限的尊重。

在围城前几周的恐慌和混乱中，沃什波恩不仅仅负责几千个美国人安全迅速的撤离，而且还负责约3万德国人的撤离。这些德国人被勒令离开，很多德国人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有人被关入了监狱，有人被枪毙了。

有些在巴黎的德国人有长期建立起来的事业和财产，但大多数是受雇于人的做工者，有洗衣工、清洁工、垃圾清运工，他们没受过什么教育，有很多孩子。作为一个留下来的中立国的代表，沃什波恩发现法国和普鲁士政府都来找自己，要保证在很紧的时间里让这些德国人安全离开。

一秘霍夫曼上校写道：“雇主解雇了他们的（德国）员工，有人想收留他们也不敢。”

他们在思想和身体上的痛苦都是很大的，应当想到，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巴黎定居多年了。他们在那里结婚生子……我们听过许多……西班牙驱逐摩尔人；法国驱逐胡格诺教徒；我们的同情心被深深地拨动了……我觉得驱逐德国人为什么不能像驱逐那些人那么做呢……

沃什波恩和使馆工作人员签署安全通行证，并安排专列每天晚上从北站出发，运送这些人。沃什波恩每天工作12~18个小时。他是如此努力，其他人员也觉得有责任跟上他的工作节奏。据一名叫做弗兰克·摩尔的助理秘书写道，他一旦决定了，没有什么可以“把他拉回来”的。

美国使馆在香榭丽舍附近夏约街95号一所七层楼里的一处寒酸的公寓里，有两段弯弯曲曲的楼梯。从沃什波恩的住所到使馆有近2英里的距离，要沿皇后大道到凯旋门，然后走香榭丽舍大街，从出门到进门得走约半个小时。

他的办公室不起眼，中等大小，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一个黑色大理石壁炉台，上面放了一个钟，也是用这种深色的材料做成，有一块深绿色的地毯，经过了多年的使用都发黑了，这更增加了整体上阴郁的气氛。

每天早晨在使馆前门等待的人非常多，挤满了弯弯曲曲的楼梯，需要六个警察来维持秩序。日复一日，每天都有500~1000人等待着，许多是老人，很明显没有条件旅行，有些人没钱，有各个阶段的孕妇。有一天，就在门口外面的长椅上一个小孩出生了。

9月2日，沃什波恩给夫人阿黛乐的信中说：“看到悲凉、受难和苦恼的情形，我很郁闷伤心。”

昨天下午，一位可怜的妇女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使馆，怀里抱了一个婴儿，有一个约三岁，最大的五岁。前一天晚上正要离开时，她的丈夫被抓了，说是……间谍，被关进了监狱。她身无分文，留在了火车站……她在那里待了一整晚，昨天带着孩子来了使馆。她心碎地哭着，两个小孩跟着哭，只有婴儿对此一无所知。我立即给了她路费和买食物的钱，并派人去查看她丈夫的情况……

昨天晚上要走的人太多了，我亲自去了车站。至少有两人，我们给他们发放了通行证，让他们可以买车票，人群拥挤……拉拽……呼喊，谩骂，你从未听过。铁路无法把他们都拉走，他们毁坏了铁轨，其中有一个人差点挤死。我直到半夜才离开。

等到城市被封锁起来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离开了。不过，由于法国官员和铁路方面的努力，更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大使无私的工作。大多数德国人，有两万多人已经安全地离开了。维克汉姆·霍夫曼写道：“我们的大使用尽了一切的精力和善心来帮助这些可怜的人离开，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我可以说，没有人可以把这份艰难的工作做得更好……”

如果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就有可能会犹豫，查找原来的先例，而这些根本没有先例，这样就会耽误宝贵的机会……还好大使是新人，他不纠缠于细节，在紧急时刻表现了无所畏惧的作风。

那年9月，埃利胡·沃什波恩54岁。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精力充沛地在国会工作了16年。在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任命他出任驻法大使时，有些人认为他不是合适的人选，他不适合担任任何外交工作，更别说是到巴黎这么重要的外交岗位了。

他在缅因州的一个农场长大，早年在伊利诺伊一个偏僻的煤矿小镇加利纳镇从事法律和政治事务。从外表和风度上看，他很普通，远没有外交官的风度。他身高5英尺10英寸半，穿着朴素，身着深蓝和黑色平绒衣服。当时男人都喜欢留各式各样的胡子，而他却很不时髦地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后面留得很长，盖住了衣领。他前额很高，眉毛浓密，最突出的是一双大大的蓝灰色眼睛，目光深邃。他说起话来热情洋溢，声音浑厚，让人感觉明白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