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个儿的世界 ◎李庆西（第3/4页）

“相对化”情境也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即便不了解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读者也能感觉到《红色骑兵军》的写法与众不同，因为那里边不同的声音很难相互融合，那种多声部的狂欢体叙述是一下子就能让人感觉到的。譬如《小城别列斯捷奇科》，随着部队开进市镇，两三千字篇幅中散散落落地嵌入了几百年的历史印记，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微妙地叙说着革命与恐怖，战争与犹太人的世俗生活，旧日的恶臭与新政的荒诞……当政治委员在广场上宣讲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精神的时候，那些“被抢得精光的犹太人”却已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这些叙述没有一个主调，没有统一的声音。

首先，这里呈现的不是一个对象化的客体世界，那些人物和事件都尽可能避免成为作家主观意识的投射，而好像是在摹写事物本来的情形，照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各自的世界”。就像人们在大街上所见，这人边走边用手机告诉老婆今儿不回家吃饭，那人一转身让自行车给撞了，旁边的商场在搞换季服装大甩卖……这一切彼此之间并无关联，如果把这情形用文字记录下来它们就处于同一语境中，当然还可以弄出一些互动关系，但巴别尔决不让它们彼此之间发生意识协调。作为旁观者，你可以有自己的感触，可是在别人眼里你的意识并不代表什么，你自己也是一道宛然自在的风景。

巴别尔的手法就是这样，作为叙述人的“我”不过是故事里边的一个人物而已，或者说也被“他者”化了。这里包含着若干平行或者是交错、对立的叙述原则：战争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骑兵军的征战之外尚有掩映其中的另一套叙事文本，那是一幅幅若隐若现的波兰小贵族和犹太市民的风俗画卷。生活有它本来的价值目标，有它自己的惯性，可是日常节奏一旦被战争所搅乱，革命也难免拖上恐怖的阴影。

值得思考的是作家为什么要这么写。首先是缘于现实的暧昧。巴别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未予置疑，却从革命进程中发现人们早已偏离人类文明的轨迹，心里的庄严目标与眼前的闹剧扭结在一起，却不能找到真正的联系，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惶惑之感。既然现实本身就是这么乱哄哄，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倒是正好表现生活的复杂状态，因为各自不同的视角便于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这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价值表述。其次，有一点应予注意，《红色骑兵军》是巴别尔根据自己在一九二〇年俄波战争中的经历写成的，他一九二四年就大体完成了这本书（后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相距时间很近，这样的创作在作家意识中不可能抹去那种“现场体验”。显然，这跟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情形不同，巴别尔写理想与现实的歧途，写那些血腥与混乱，并不是一种带有总结性的反思历史的究诘，不是事后的盖棺论定，他是用即时的感受来表现时代的困惑。所以，《红色骑兵军》的叙事所呈现的历史感具有某种罕见的鲜活特征。

《红色骑兵军》的故事里，“我”是总的叙述人，但在少数篇目中又插入了别的叙述人，譬如《盐》和《叛变》两篇，就是骑兵战士巴尔马绍夫的第一人称叙述。在复调小说中，除了变换叙述文体，变换叙述人也是加强作品“对话性”的需要，巴别尔这种意图非常明显。这两篇虽说出于同一人的叙述，但前一篇是书信体（写给报社主编的一封信），后一篇完全是口述（一次肇事后面对调查人员的供词），同一个角色的第一人称叙述，因文体不同需要恰到好处地把握文白之分的特点，这也显示了巴别尔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当然，这巴尔马绍夫是个大老粗，写信也不免通篇粗言秽语（如“上帝拉屎”之类），但看得出来，他捏起笔来就喜欢拽词，很想写得有些文采，譬如就有这样抒情的段落——“响起了第三遍铃声，列车开动了。美不胜收的夜景映满了天幕。天幕上缀满了油灯一般大的星星。战士们思念起库班的夜和库班绿莹莹的星斗。渐渐地，思绪像鸟儿一样飘飘忽忽地飞逝了。而车轮则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这很契合初学文化的人的笔墨。巴尔马绍夫显然是在部队学的文化（在《叛变》那篇中他自述早先是种田人），《红色骑兵报》上的说法也学得很溜，从这些语言的细处你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翻了个儿的世界”的变化。当然另一方面，部队文化也灌输给他一整套意识形态教条，两篇小说都生动地表现了那种动辄上纲上线的语言特点。譬如，当说到要枪毙女私盐贩子时，他写道：“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