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贵

上

我的学生时代，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所谓显贵这类人物。如今，这些人消失了，我也并不感到有什么惋惜，也许因为我不是显贵的后代吧。然而在曾经是显贵的人们中，至今无疑还有一种深深的缅怀之情。

我在这里要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画一幅肖像。我的笔致所流露的怀思，决不是对显贵本人，而是对亡友的一种追忆。这一点请予理解。

我所描绘的肖像画最好是椭圆形的，宜镶嵌在类似早期银板照片的像框里，周围饰以螺钿或金银的阿拉伯图案，而且其胸像最好是侧面像。这是因为他的侧影秀丽得在日本人中难得一见，他的鼻子是纯正的罗马式样，嘴唇则属中间细巧的希腊雕刻式样。一张几乎没有一点儿血色的白皙的面孔，唯有淡红的嘴唇惹人注目。

还有，我的作画的笔致又像佩特写作《埃默拉尔德·厄里瓦特》、《塞巴斯蒂安·范斯托克》和《罗森蒙德的卡尔公爵》等短篇小说的笔致。这样的笔调并非出自我的意愿，而是基于对象性质的要求。

我如何着手绘制这幅肖像画呢？佩特描写主人公时，那种将微妙的写实和透明的抽象融合在一起的态度，那种手法，无论如何都是很有必要的。他在描绘人物的脸部时，就像荷兰派肖像画家那样，同时鲜明地描绘出其精神生活。恐怕对于他们来说，细微描摹一种优美动人的风貌，和描写其精神生活同等重要。因此，佩特的小说随处都显示着二重描写。他的自然描写的抽象性，同时如实地显示出黄昏风景里慵倦的官能意味。他的所有作品中的过于透明的抽象性，同时直接与官能接触，物象的轮廓直到最后都没有明晰地显露出来。

我想我只能这样描写柿川治英，何况，从少年时代一直到死，治英的兴趣始终没有离开绘画。

他后来成为一名卓越的宗达的鉴赏家。但我在思索，绘画不断吸引着他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静止首先征服了他。其次，画面的完整性征服了他。他的父亲是收藏家，治英成长的环境被东西方各种名画掩埋了。

面对绘画，我们有时会被这样的感觉所震动：画家的艺术构思凝聚着，集合在一起，仅离我们数步之前突然静止而达到完结。这就像列阵行进的军队，一声命令，立即在我们面前停止了脚步。

治英从少年时代起似乎就对陶醉的生命和外界事物怀有一种疏离的感觉。他生来就远离狂热的事物，不像他那有名的伯父，每次出外射猎猛兽，总要留下一连串趣闻。他缺少伯父一般绚丽多彩的稚气。我打少年时代起就认识他了（而且我比他更年少），但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摆脱稚气的少年。

但是，说他远离狂热，并不意味他喜欢对别人投以冷笑和讽刺。他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优柔和沉稳的麻木。

他对绘画的关心，或许来自这种麻木。治英热爱绘画，他把绘画当做一切都不强制自己的艺术。画家也许会对这种关于绘画的定义感到忿忿然吧，但他却是如此看法。

后来我在加州帕萨迪纳美术馆，看到庚斯博罗那幅著名的《蓝衣少年》，那已经是治英死后的事了。我从这幅画上看到了少年时代治英的面影。

美少年光彩夺目，然而缺乏生气和活泼感，傲慢的白皙而秀美的额头，倦怠的眼神和小小的朱唇，使他的面孔富有特点。那种倦怠的眼神酷似治英的眼神。

和音乐、戏剧、小说等刺人、包容、冲击的艺术不同，在治英眼里，美术，尤其是绘画，作为鉴赏对象来说几乎具备完全的特质。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艺术决不威胁沉静的艺术鉴赏家被动的态度，而是以同样被动的态度给予回应，这种艺术只限于绘画。在一只方框、一定平面之中展现着微薄而易于损伤的素材。美必然在这平面中开始，也在这里终结，就像毫无洪水之险的浅浅的湖泊，仅仅在这里湛然储聚。

音乐不用说了，即使文字也会使人想起声音来。然而唯有绘画，能够守候完全的静寂。后来一想到治英的夭折，就能理解在他短暂的生涯中，为何总把具有占领时间、埋没时间的特质的艺术看做是对于生命的威胁。对他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借助绘画可以将短暂的生命于瞬间里停止并加以延长。另一面，不论如何简短的音乐，总是侵蚀时间，使生命因陶醉而缩短，较之寻常更早地结束。

治英确实避免了陶醉，然而有多少人把生命当做一种陶醉啊！治英对于生命和陶醉的概念几乎与常人完全相反，他生来就习惯于将生命看做无限长的卷尺，而且决不急躁，以同样的速度将它悠悠抽出。这么说来，他之所以不爱音乐，或许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和音乐具有同样的结构吧？说不定他早就知道音乐本身决不会沉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