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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0日，星期六

“你对暴力的本质一无所知。”曾是弗朗西斯·哈灵顿的那个怪物，对索尔·拉斯基如是说。

我们沿着国家广场朝东向国会大厦走去。冬日黄昏的冷光洒在花岗岩建筑上，路上的公交和轿车排出一股股白色的废气。几只鸽子在空无一人的长椅上快活地跳来跳去。

索尔感到胃和大腿上部微微痉挛，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寒冷所致。他们离开国家美术馆后，他一直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等了这么多年，他终于等到了。

“你把自己培养成了暴力专家。”哈灵顿用德语说。索尔从未听过这孩子讲过这种语言。“但你其实对暴力一无所知。”

“什么意思？”索尔用英语问，将双手插进外套口袋。他的脑袋不停转动，一会儿去看从国家美术馆东栋走出的男人，一会儿去瞅独自坐在远方公园长椅上的男人，一会儿试图看清一辆缓慢移动的轿车的偏光挡风玻璃后的人。你在哪儿，上校？一想到纳粹上校或许就在附近，索尔的呼吸都困难起来。

“你认为暴力是非常态。”哈灵顿继续用纯正的德语说，“但实际上，它却是常态，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

索尔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对话上。他必须把上校引出来——想办法帮弗朗西斯摆脱那个老家伙的控制——他必须找到上校本人。“荒谬。”索尔说，“暴力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缺陷。但它不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它只是一种疾病。疾病是可以根除的，比如小儿麻痹症，还有天花。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根除暴力。”索尔不知不觉换上了学者的口吻。你在哪儿，上校？

哈灵顿大笑起来。那是老人才能发出的笑声，不连贯，还带着痰音。索尔注视着身边的年轻人，不禁毛骨悚然。他突然觉得，弗朗西斯的脸——红短发，高颧骨上长着雀斑——仿佛是覆盖在另一个人的颅骨上的面具。长雨衣下，哈灵顿的身体看上去竟然很结实，就像这孩子增肥了或者穿着好几件毛衣一样。

“你根除不了暴力，正如你根除不了爱、仇恨和笑声一样。”威利·冯·伯夏特的声音从弗朗西斯·哈灵顿的嘴里冒出来，“对暴力的热爱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即便是弱者也希望能成为挥舞皮鞭的强者。”

“荒谬。”索尔说。

“荒谬？”哈灵顿反问道。他们穿过麦迪逊大道，来到国会大厦倒映池下的国家广场。哈灵顿坐在面向第三街的公园长椅上。索尔也坐在椅子上，检视视野中的每一张脸。这里没有多少人。没有一个像上校。

“我亲爱的犹太人，”哈灵顿说，“看看以色列都干了什么。”

“什么？”索尔转身看着弗朗西斯。这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孩子。“什么意思？”

“你的第二祖国最擅长向敌人施加暴力。”哈灵顿说，“它的哲学是‘以牙还牙’，它的策略是有仇必报，它的骄傲是反应迅捷的陆军和空军。”

“以色列只是在自卫。”索尔说。这场荒诞不经的对话让他有些头晕。夕阳的余晖落在他们上方的国会大厦穹顶上。

哈灵顿又笑了。“不错，我忠实的小兵。以自卫为借口的暴力往往更好听。德国国防军也打过同样的旗号。以色列有敌人，不是吗？第三帝国也有敌人。但这些敌人都不如犹太人坏，因为你们在摧毁第三帝国的时候把自己描述为绝望的受害者，而在向巴勒斯坦人施加暴力的时候又把自己吹嘘为英雄。”

索尔没有接话。上校只是在用反犹主义思想挑衅他。“你找我干什么？”索尔淡淡地问。

哈灵顿扬起眉毛。“难道我就不能来找一位老朋友聊点儿有趣的话题吗？”他用英语说。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哈灵顿耸耸肩。“可以说，是你找到了我。”他用不属于弗朗西斯·哈灵顿的怪异而沙哑的声音说，“得知我可爱的小兵到了查尔斯顿，我惊讶极了。这儿离切姆诺可真远啊，我的小逃兵。”

索尔本想问：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大约四十年前被上校精神强奸的那段经历，在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言传、难以抹除的亲密感。索尔知道，尽管岁月侵蚀了人的样貌，他还是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上校——实际上，他之前就在纪录片中发现了上校。于是索尔改口问：“你从查尔斯顿就开始跟踪我？”

哈灵顿笑道：“如果能听听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我会非常开心。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三帝国的道德问题。”

“或许吧。”索尔说，“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得了狂犬病的狗有没有理智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杀了那条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