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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勒妮

世界似乎更安全了。

从窗帘和百叶窗中透进柔和的光，照亮了熟悉的物品：床下黑色的护墙板；1900年父母订制的高大衣柜；梳妆台上一如既往地整齐排列着梳子；祖母用过的被褥铺在床尾。

光是待在房间里，听房子里的人忙来忙去的声音，就令我心情愉悦。霍华德和南希住在我的卧室隔壁的客房里，那儿曾是我父母的卧室。欧德史密斯护士睡在我房间内门边的滚移式折叠床上。休厄尔小姐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为大家烧菜做饭。卡利住在厨房外的一个小房间，那里之前是索尔先生的住处。卡利睡得很少。夜里，他会坐在走廊里前门旁的椅子上。那个黑人男孩睡在后门廊我们给他做的简易床里。晚上外面仍然很冷，但他并不介意。

那个叫贾斯汀的男孩大部分时间都和我待在一起，给我梳头，帮我看我想读的书，替我跑腿。有时候，我只是把他打发到我的针线房里，坐在藤条椅上。透过他，我能享受那里的阳光，看到花园外的蓝天，闻到卡利买来重新装在花盆中的植物。我让黑人男孩修好了玻璃柜，把喜姆和其他牌子的瓷娃娃放在里面。

长时间通过贾斯汀的眼睛看世界让人感觉很舒服，但也令人不安。他的感觉和认知太灵敏，常常被毫无预警地干扰，而且这种干扰就来自他自己。这让我很痛苦。不过，这种感觉还是令我着迷，因为我几乎忘掉了自己身体的种种不便。

欧德史密斯护士和休厄尔小姐对我的恢复情况感到很乐观，而且一直坚持对我的治疗。我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她们对我采取这一态度，因为我确实渴望能重新行走、说话，重新进入这个世界。可是，对于她们看到我的“进步”，我其实还是有些抵触的。因为身体痊愈之后，我已经得到强化的念控力肯定会衰退。

每天哈特曼医生都会给我做检查、测试，还不断地鼓励我。护士们帮我洗澡，每隔两个小时给我翻一次身，活动我的四肢，以避免肌肉和关节坏死。返回查尔斯顿后没多久，他们就开始了对我的治疗，但我必须积极参与其中。我可以动左边的胳膊和腿了，但每当这么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这个小家庭的控制变得十分困难，几乎无法维持。于是，后来我们形成了一个规矩，每天两个半小时的治疗时间里，除了护士和我，所有人都必须坐着或者躺在床上，保持静止，这样我就不用再直接关注或者操控他们，就像把马关在马厩里一样。到四月下旬，我的左眼开始看得到东西，而且四肢也勉强可以动了。我左半身的感觉非常怪异，如同下颚、手臂、身侧、臀部和腿被注射了麻醉药一样。这感觉并不糟。

哈特曼医生对我感到相当骄傲。他说我是个特例，因为尽管我在脑血管受创之后全身丧失知觉了好几周，尽管我明显左半身轻偏瘫，但在我醒来之后，却没有表现出异食癖，视觉感知也没问题，说话依然流畅不结巴。

医生的判断没有错——虽然我整整三个月都没说话，但我并没有中风者通常会罹患的语言功能障碍。我每天都通过霍华德、南希、休厄尔小姐或者别的什么人说话。听哈特曼医生解释一番后，我对语言能力为何没有受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主要原因应该是，局部缺血性梗死被局限在右半脑，而我大脑的语言中枢位于左半脑，所以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哈特曼医生指出，像我这种遭遇大面积脑血管意外的患者通常都会出现语言和感知方面的问题，直到这些功能被转移到新的未受损的大脑区域之后才能恢复。我意识到，这种转移经常在我身上发生，因为我拥有念控力。而现在，我的这种能力大大增强，我相信即使我的左右半脑都受到影响，我也能保持语言能力和个性。我有无穷无尽的健康脑组织可用！我接触过的所有人都会为我捐献神经元、神经突触、语言集群和记忆存储器。

现在，我真真正正永生不死了。

就在这一刻，我开始懂得，我们的“游戏”为何会让人上瘾，以及参与“游戏”对我们的健康多么有益。运用念控力，特别是在“游戏”中将念控力运用到极致，可以让我们更年轻。如同病人因为移植了新器官和组织而重获新生一样，通过操控别人的意志，移植别人的能量，借用别人的核糖核酸、神经元和其他神秘的化合物——现代科学将意志简化为这些物质的集合——我们同样获得了新生。

透过贾斯丁清澈的眼睛看梅勒妮·福勒时，我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呈胎儿状蜷缩在床上的老妇人，干瘦的手臂上插着输液针管，苍白的皮肤紧裹着骨头。但我现在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事实上，我比以前更年轻了。我吸收着周围的人的能量，就像向日葵把阳光储存在体内一样。用不了多久，我就会从病床上爬起来。每一天、每一周注入我体内的新鲜能量将驱使我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