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补记

几年前我刚到西方的时候，特别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尤其是要写一写从中得来的所思所感，但是我又极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政变之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我因此而矛盾着。

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在我流亡之初，我希望讨论作家、权力和那些并不那么无辜的被压迫民众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作家和他自身弱点之间的关系。

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他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特别是要保护自己不掉入那些精神陷阱，不受到那些简单化观点的侵蚀，它们并不仅仅存在于极权制度里，而是无处不在。那些表面上完全对立的东西常常被证明是互补的。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精神不仅仅反对极权主义，它们是互不相容的，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同时存在的。

在我一生为了逃避各种陷阱所做的努力的过程中，我已经对各种政治闹剧及其用来操纵的借口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革命的面具已经从东欧数百万人疲倦扭曲的脸上掉落，他们正处于痛苦而漫长的转型过程中，即使这样，我的怀疑丝毫没有减少。在另一个阵营里，某个国家幸灾乐祸地把另一个国家的毁灭看作是一种报应，却一直不肯清醒地反观自己。作为两种阵营的局外人，我不可能看不到这种双重讽刺。

在我流亡的第一年里，在从彼岸转向此岸的复杂过渡中，很多问题出现了。适应新环境绝不像在空地上翻筋斗那么简单，那种震撼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为什么流亡作家在重新握笔之前通常要经历一段时间？为什么在流亡状态写作总无法酣畅淋漓？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到目前为止，我只能讨论几个在我心头一直挥之不去的话题。

眼前的这几篇随笔都密切关注作家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极权社会里，它们的政治传统都无所称道，是残忍和闹剧、机会主义和煽动主义的独特混合体。我们应该明白，那些愿意受极权主义乌托邦愚弄的人所犯下的罪（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并不是默塞·伊利亚德[1]所认为的那种“幸运的罪”[2]，那些因每日参与权力阴谋受赏得到的搞笑面具引来的不仅仅是笑声。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被奴役的生活意味着抵抗、团结及由此而来的折磨和希望，只是，伤痛一直还在，不管他们的未来在何处重新开始，那些处于恢复期的人们最多只能怀着淡淡的乐观。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找不到太多成功和解放的喜悦。

1945年，我还是一个刚从集中营回来的孩子，有人给了我一本民间故事集。我至今还记得这第一份礼物，它那厚厚的绿色封皮，那种文字的魔力：文字真是奇迹。但一直到后来，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我才发现文字也是一种对抗或保护人性的武器。

就像我在写作其他书，尤其是《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时一样，我在写这些随笔时，经常会思考通过变形而得以成形的过程，思考个人理想和被西蒙娜·韦伊比喻成“大野兽”的社会强加于人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之间的冲突。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闭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着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我可以想象那些像傻瓜奥古斯特一样被骗人的承诺牵着鼻子的人在社会中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那些艺术家，他们是擅长幻想的专家。

但是，在极权统治下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控制力无处不在，它的邪恶之力导致了致命的社会疾病。这样的社会并不像其领袖或他们的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庞大坚实；相反，这样的社会充满了歧义、欺骗、假面和谎言。只有马戏团主人和驯兽师相信恫吓的绝对威力和虚假奖赏的迷惑作用。如果极权主义的悲剧不会被忘却，极权主义的喜剧也同样不会被忘却——它们是无法分开的。作为那个极端社会里的极端因子，作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绝境的一种象征。